在國際輿論一步步地走向“一言堂”的黑屋時，西方傳媒集團一直在這條路上鋪紅地毯。就媒體壟斷本身來說，世界已經出現一種思維左右一個小世界的現象。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少數媒體壟斷企業還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在媒體壟斷集團內部，老板的政治主張往往會對企業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於是就出現西方政治思想無處不出現的世界的每個角落。西方媒體在報道國際事務時表現出的是一種“西方至上”的傲慢與偏見。它們長期不厭其煩地宣傳西方意識形態，用西方標準評判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符合西方意識形態的就被視為正確的，不符合的就加以妖魔化。憑借著它們的強勢話語權，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國際輿論界形成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這些年，人們見識了太多西方媒體所展示的這種偏見。最為典型的就是西方媒體對中國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的歪曲報道了。
向來以前衛、公正著稱的西方媒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依然是故態不變。在過去30年時間裏，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西方的偏激態度卻沒變。它們給中國扣上“極權專製”的帽子，在全球肆意扭曲中國形象。這已經成為西方國家對利益鬥爭國家發難的“標簽式”宣傳招牌。但它們明顯是缺乏客觀分析和判斷的。在中國，民主政治文明已經不亞於西方國家。根據美國皮尤調查中心曾經公布一項全球民調結果顯示，在中國，有72%的受訪者對國家的現狀感到滿意，有76%的受訪者相信自己的未來會更好，這讓中國成為受調查的17個國家中現狀滿意度和個人樂觀度最高的國家。“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有關政治態度的最新民調發現，在中國大陸，受訪者為自己國家的民主狀況打出7.22的得分，在亞洲名列第三，並不低於西方認定的那些民主國家。
既然西方權威機構都得出中國並不是一個“人類社會中的黑暗國家”，那西方媒體為什麼還要這樣不知理趣地攻擊中國呢？深入分析，我們會發現，在高度發達的商業資本市場，企業盈利依然是媒體集團發展的首要課題。於是“發行量”、“社會賣點”和“商業價值”就成為媒體集團的重點考慮因素。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媒體會滿足民眾的胃口，或者開發民眾的好奇心，將與它的文化和政治思想產生對立麵的東西進行無節製地挖掘。這不僅僅可以使民眾“掏錢”，而且能迎合政治高層，使自身地位得到鞏固，獲得長遠的經濟收益。
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世界新聞報道秩序基本上是以歐美國家企業為主導。商人將它看做“賺錢機器”，政府將它當作“政治擴音器”，而媒體企業本身，卻渴望發展成為一個文化消費帝國。這就是高度發達的西方媒體的困惑。但它們並不認為這種困惑是危機，因為一個競爭越來越少的行業，它會發展文化。不過，局外人都知道，在沒有壓力的文化發展道路上，這個行業將變得越來越腐朽，並形成劇烈的動蕩和盲目競爭。
理想的新聞自由觀及其源頭——
理想與現實真的有距離嗎？在這種利欲橫飛的世界上，其實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有人認為，隻要掌握了金錢就擁有了現實，而控製了複雜的社會關係和人情，那我們就擁抱了力量。而現實與理想之間橋梁就是不斷地控製，不端地在控製中獲得利益。這樣就能使現實與理想之間沒有距離。而實現這種完美轉身的將是傳媒機構。因為媒體是最擅長經營理想文化的利益團體。也就是說，媒體不單單是人類輿論流通的媒介，而且是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媒介。對於今天的媒體市場來說，它的作用比任何時代要重要。它將在文化層麵上對世界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放眼全球，人類理想的新聞自由觀仍然保留在西方世界。追溯曆史，在360年前，約翰-彌爾頓第一次係統提出了出版自由觀。新聞出版自由政策的理念自此而起。《論出版自由》原是在1644年彌爾頓為抗議國會恢複全麵檢查出版的法令而發表的小冊子，僅4萬餘代寫論文文字，當時的人們並未給於足夠的注意。但現在人們縱觀新聞傳播思想史時，《論出版自由》不但是其後近200年的新聞自由理論的根基，同時深刻影響了近代資產階級新聞觀念。即使其有所局限，這種啟後的思路也是其他時代新聞自由觀所不能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