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學一年級是在離村子隻有幾百米的下廟上的，土坯砌成的墩子搭上一塊木板就是課桌，上學還要自帶凳子。下廟隻有一年級，應該算做分校。二年級到上廟（娘娘廟小學，“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改為文革小學，後來又改成周家山學校），這裏是公辦學校，六個年級齊全，離家有三四裏遠，用的是高課桌，也不用自己帶凳子。
“文革”中，遵照毛主席的貧下中農自己辦學、自己管理學校、小學複設初中班等一係列最高指示，生產大隊決定將原來的養豬場改辦成學校，所有本大隊的孩子都要在這裏上學。這個學校後來成為縣地兩級的“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典型”。不可否認，這種辦學方式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教育狀況，使農村困難家庭的孩子能有受教育的機會。（“文革”至少還有另一不可否認之處，就是改善了農村的醫療狀況。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製度，使貧困農民看病吃藥有了最基本的保障。）
這裏的校舍極其簡陋，剛開始時高年級的課桌也是土台架板，也要自帶凳子。後來擴建校舍，打土牆蓋房子，高年級的學生都參加了勞動。因為是“典型”，地縣教育局還給撥過一點教學器具，記得有地球儀、幹電池、一點電阻電容、可變電阻、萬用表、馬蹄型磁鐵、螺線管電磁鐵等，好像還有一點試管和玻璃瓶。由於沒有藥品試劑，化學課從來沒有做過實驗，隻有早已熟悉的尿素和氨水等化肥和六六六、敵敵畏等農藥。物理課還用上麵的儀器做過一點實驗。初中二年級時，我與另外兩個同學繪製學校的平麵圖，沒有任何儀器，唯一的測量工具便是一根標了刻度的竹竿。
在撥來的這批器材裏，還有一個籃球、一個足球和一個排球。課間休息時，三四百人在院子裏搶，足球看誰踢得高，踢得遠；籃球看誰扔得高，扔得遠；排球看誰打得高，打得遠。如果能在十分鍾裏有機會搶到幾次，甭提有多高興了。後來修陽（平關）安（康）鐵路時，在學校旁邊的公路上拾到鋼筋，大隊在修鐵路橋洞時，順手牽了些水泥，便澆築了乒乓球台和獨臂籃球杆。類似的籃球杆，我後來隻見過兩次，一是在南通市天生港小學，還有一次竟然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回想當年，每次都讓我激動不已。但是排球和足球，直到我畢業時，也沒有球網和球門。主要是因為學校的老師沒有人會打排球和踢足球。
學校的老師也大多是就地取材，初中畢業的教小學，高中畢業的教初中，沒有什麼教學經驗。上課講錯了，你要指出他（她）講的和課本上的不一樣，他（她）會批評你驕傲自滿，不尊重老師。好在那年頭比賽背毛主席語錄，我的統計紅線班上第一，比別人高出很多，否則倒黴的家庭出身就會被用來挨批了。這裏有兩個老師教得不錯。一個是漢中師範學院中文係畢業的物理老師（不知為何這樣排課，他在那裏隻一年），一個是高中67級畢業的語文老師，教得很好。我的高中語文老師水平很高，講一口藍田關中話，上起課來，七情上臉，手舞足蹈。一些高中語文課文現在我還能（也隻能）用關中話背下來。現在我能寫一點東西，要感謝他們的教誨。
一九七三年“回潮”，入學由“推薦”改成考試，我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進了正規的武候中學讀高中。盡管圖書室不開，課程設置也少，但畢竟是正規中學，老師也大都是師範大學畢業的。後來能考上大學，無不得益於這兩年的高中學習。如果不是“回潮”，上不了高中，我的命運也許又會是另外的樣子了。
當然，也有不少佼佼者，一九七七年以初中的學曆考上了大學，但他們肯定上的不是由豬場改成的學校，他們的老師也不會大多是“文革”前高考的落榜生，他們的母親也大概不會是文盲。
三年磨煉
高中畢業後的三年裏，什麼髒活重活累活我都幹過。老家在秦（嶺）巴（山）山間的盆地，漢江河的北邊，縣城東約十裏。村西有一條堰河，彙入漢江，出村向北兩三裏，便到秦嶺腳下。那三年裏，我上山砍過柴，割過草（喂牛），采過青肥（容易漚爛的青嫩的植物，插秧前踩入泥下做肥料）；開山放炮運石；修過水庫；修過公路和鐵路；扛過木頭。下麵便是記憶中最深刻的幾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