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立冬這一天，氣溫驟降，細雨蒙蒙。我們冒雨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同誌的辦公室。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接待了我們。
“今年是‘一二·九’運動50周年。您親身經曆過這次愛國學生運動，我們想請您談一談現在的青年學生應當如何繼承和發揚‘一二·九’運動的光榮傳統。”我們開門見山地說明了來意。
袁寶華同誌思考片刻，說：“‘一二·九’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青年學生愛國運動，它對促成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當前，號召廣大青年繼承‘一二·九’運動的光榮傳統，的確很有必要。”
袁寶華同誌說，“一二·九”運動是一次愛國學生的民族救亡運動，它的直接目的就是把中華民族從危亡中解救出來，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欺辱和奴役下解救出來。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東三省，又繼續向華北進犯，而國民黨政府一方麵實行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麵繼續打內戰，致使日本帝國主義的氣焰更加猖狂。1935年6月，駐華北的日軍司令梅津與國民黨政府的代表何應欽簽訂了《何梅協定》，規定中國駐軍撤出河北和察哈爾。“一二·九”前夕，冀東20餘個縣又成立了實際上由日寇控製的“防共自治政府”。眼看著華北就要淪喪。真是“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正是在這場嚴重的民族危機麵前，北平15所學校的學生，為了不當亡國奴，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挺身而起，掀起了轟動全國的“一二·九”運動。
談到這裏，袁寶華同誌強調說：“‘五四’以來，我國的青年學生總是站在曆史潮流的前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奮起鬥爭。這也是‘一二·九’運動的特點。談到繼承‘一二·九’傳統，我認為這是最根本的一條。今天，曆史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民族已經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不再受人欺辱和宰割。但是，我們國家在經濟上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就必須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四化。這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當前，我們能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是不容易的，廣大青年學生應當珍惜這個環境，自覺接受黨的領導，為振興中華而刻苦努力學習建設四化的本領，這樣才是真正繼承了‘一二·九’運動的傳統。否則，如果破壞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幹擾了四化大業，就違背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違背了‘一二·九’運動的光榮傳統。”
袁寶華同誌繼續說：“從‘一二·九’運動到七七事變，愛國學生之所以能夠推動抗日救亡運動，並擴展到全國，是與中國共產黨對運動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
他回顧道：“一二·九”前夕，我正在北京大學地質係讀書，住在馬神廟的北大西齋。我的宿舍離閱報室很近，同學們看了報之後，常到我的房間裏議論形勢。越議論，越為中國的前途擔憂，越認為這個書讀不下去了，大家心情非常苦悶。正在這時，有人在校園裏貼出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各黨派和軍隊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說出了我們青年學生的心裏話。以後的“一二·九”示威遊行就是在中共北平市委的彭濤同誌以及學生中的共產黨員姚依林、黃敬等人的直接組織和領導下發起的。“一二·九”之後，黨又及時指出，應當把單純的學生運動擴大到工人、農民和軍隊中去。北平和天津的學生根據黨的指示，組織了“南下擴大宣傳團”，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到河北省的固安、雄縣、任丘、高陽、保定等地進行抗日宣傳。以後，又在宣傳團的基礎上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