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上午9時，我和武鋼首任黨委書記、總經理李一清的愛人陸青一起，走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會長袁寶華。
臨行前，《冶金報》總編助理李樹龍給我介紹袁寶華的基本情況後說：袁老的腦子特好使，記性特好。他有記日記的習慣，說完後再整理一遍，然後工工整整地謄一遍。你跟他彙報，他連數字都記下來，甚至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兩年甚至三年後，如果你再跟他彙報，再提到這些數字，如果你說的跟上次的不一樣，他會忽然打斷你的話，一揮手說：不對，你說的數字不對。說完，他會翻出當年的筆記本，指著那個數字說：看，看，我說你說的不一樣嘛。令彙報者驚得目瞪口呆，不得不佩服他的好記性，也佩服他的腦子好使。
真有那麼好的記性嗎？帶著這個疑團，也帶著對他的尊敬，我們推開了他在國家計委的辦公室的門。
敞亮的辦公室裏，袁寶華從寬大的辦公桌後迎上來，笑哈哈地伸出手來。這手厚重、有力，使人分明感到他身上的活力。
76歲的袁寶華一頭白發，整齊地向後梳著，梳得一絲不苟。白眉毛下是一雙有神的眼睛。圓的臉上沒有他這個年齡應有的老年斑。大約1.76米的胖胖的身材，上穿寬鬆的夾克衫，淺色的襯衣，領上的扣子扣著；下穿灰色的褲子，腳蹬北京人愛穿的布鞋。儼然一副忠厚長者的形象。
我告訴他，受周傳典同誌和《冶金報》的邀請，我赴京采寫李一清的報告文字。因袁老是原鋼鐵局的領導，我請他談談李一清和武鋼建廠的情況。
袁寶華連聲叫好，說：“應該寫，應該寫，這是武鋼的創始人，是一個實幹家。”
聽他那底氣很足的回音，我問：“你是河南人嗎？”
“對，我是河南人。”說完，他就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武鋼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要建的。三年恢複後，要發展新中國的經濟，對鋼鐵基地要重新部署。北有鞍鋼，南方僅有上海和重慶的幾個小鋼廠，需要在華中建一個大的鋼鐵廠。條件是有礦山。舊中國有漢冶萍，就是大冶的鐵礦、萍鄉的煤礦和漢陽的鐵廠，是張之洞搞的。開始籌建時是依托大冶鋼廠，搞華中鋼鐵公司。52年8月，我作為隨員跟周總理赴蘇聯，談援建中國項目問題。開始時是140項，後加了16項，共156項。我跟李富春在那裏住了十個月。開始，他們不讚成建華鋼。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政治原因，因為華鋼在台灣飛機轟炸的範圍內，另一個原因是大冶鐵礦探明的儲量隻有5000萬噸，不夠建大廠。我當時代表重工業部參加談判。蘇方是主管冶金工作的計委副主席，是一個烏克蘭人。”
“他叫什麼名字？”我問。
袁寶華一怔，說：“記不清了，我查查筆記可以告訴你。”
我心裏一怔，他果然有筆記。然而，我實在不忍耽誤他太多時間，就說：“算了，算了。沒有這個必要。”
他接著談了起來：“當時，我們終於說服了他，理由是北方有鞍鋼、還要建包鋼，因此必須有華鋼。他答應第一期搞150萬噸，總規模為320萬噸。這樣項目就定下來了。53年6月，我從蘇聯回國，到鋼鐵局工作，先到大冶鐵山，與陸達一起考察。當時地質部派專家黃懿帶隊勘探，他們搞了兩年，發現儲量超5000萬噸，而且外圍還有礦點。接著，商量誰來搞華鋼。包鋼已確定由楊維負責。楊維推薦李一清搞華鋼。一清是中南局常委，財委第一副主任。主任是鄧子恢。重工業部向陳雲寫報告，陳雲批示同意。於是，確定由一清負責，接著是選廠址。一清也參加了。54年初，蘇聯派設計組來，組長叫別良契可夫，副組長叫格裏高裏楊。他們勘察後，在大冶下陸一帶選了廠址。也考察過大冶鋼廠能否發展，因太狹窄，沒有發展餘地，放棄了。還考察了長沙一帶。湘江水特別好，水很清，懸浮物為零，可惜水量小，隻能走500噸的船。另外選了武昌紙坊、油坊嶺、徐家棚等廠址，由於條件差，徐家棚地勢低窪，放棄了，一共選了7個地方，最後定在青山。理由有三：其一，緊靠大城市武漢，便於建設。其二，緊靠長江，便於運輸和取水。其三，離礦山不遠，修條鐵路就能運礦了。確定在青山，就和二汽打架了。因為一機部的蘇聯專家組已確定二汽廠址在青山。當時，二汽廠長是劉西堯，湖北省委副書記，籌建主任是李先念，中南局第三書記，湖北省政府主席。官司打到李先念那裏，他也不好辦。二汽的蘇聯專家組組長叫西秦斯基，他帶著一機部專家組去爭，我帶著冶金部專家組去爭。爭執不下，蘇聯派貿易部第一副部長卡維爾來裁決。他曾經參加過156個項目的談判。我們陪著他到多地看了156個項目中的大部分項目的廠址，還乘船到大冶。最後，卡維爾確定華鋼廠址在青山。作為組織決定，一機部的蘇聯專家組讓步了。這一讓，把二汽推遲了10年。這是54年春天1、2月的事，當時天下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