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場先生的談話
木場：先請袁先生介紹一下中國改革開放和國有企業管理的現狀，以及中國的企業如何納稅。
袁：我先談一談中國的企業如何納稅吧。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已10多年，稅製建設不斷完善。以往，國有企業——中國稱公有企業，實行統一的稅製；集體所有製企業即非國有的民間企業，按一定的稅率納稅，所以稅製非常簡單。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個體企業很少，束縛著國民經濟的發展。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後，個體企業發展較快。
最近幾年，主要抓了對國有企業的稅製改革。長期以來，中國的國有企業幾乎都實行利潤全部上交的做法。實行改革開放後，改為按國家規定的稅率納稅，剩下的利潤再按一定的比例上交。因為國有企業是公有的，所以交完稅後剩下的利潤也得上交。
非國有集體所有製企業，按規定的稅率納稅，稅後的利潤歸企業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紅利分配。個體企業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新生事物，政府采取鼓勵的政策，所以稅負較輕。中外合資企業，前幾年免稅，後3～5年減稅。對於新成立的集體企業，也實行減稅3～5年的政策。
國有企業的利潤幾乎全部上交，而對新開工的集體所有製企業、個體企業及中外合資企業，為鼓勵其發展，實行減輕稅負的政策。所以，目前國家的預算主要靠國有企業的稅金及上交的利潤。談中國的稅製，不能脫離企業的所有製。無論怎麼說，中國的稅製還很不成熟。中國隻有從實際出發，一步一步地去健全完善。
還有稅收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也急需提高。5年前，國家稅務局局長來找我，希望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設稅務專業培養人才，我提議放在人民大學的經濟係或管理係中。稅務局長不滿足，在東北的長春建了一所稅務大學。
個體企業，如小攤販，賺了大把錢，不交稅或偷漏稅的現象較突出，矛盾指向稅務局長，他們找我訴苦衷。由於稅法不完備，納稅者有空可鑽。稅務工作人員的水平低，相當一部分工作人員不懂稅法，受賄案件接連不斷發生，納稅者照章納稅的觀念淡薄。也就是說人們的納稅意識趕不上改革開放的步伐，所以必須廣泛地開展稅法教育。
木場：收稅對國家來說是一場永遠打不完的戰爭。
袁：1978年，我率中國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代表團中有幾位經濟學家，如現任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馬洪，還有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的負責人之一的孫尚清。
木場：孫先生與竹內宏先生曾合著《中國的鄉鎮經濟》一書。
袁：還有著名的經濟學家鄧力群先生等。在日中經濟協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人提問：“中國是否允許外商到中國投資？”現在，連中國的小學生都能回答這個問題，是否允許外商到中國投資，誰都知道。可是，當時對我們來說則是一個不能簡單回答的問題。剛才提到的幾位經濟學家坐在我兩側，誰來回答？如何回答？經過短暫的耳語，我出麵回答：“你提的問題事關重大，我們要認真研究。”次日，日本的報紙登出“袁先生說中國將認真研究利用外資問題”的消息。代表團回國後不到半個月，鄧小平先生向世界宣布：“中國衷心歡迎外商來華投資。”
木場：袁先生是新中國成立後出類拔萃的經濟政策通，能否利用這個機會談一談中國未來的經濟政策？
袁：新中國誕生是1949年10月。是年6月，我調到東北地區的工業部工作。1952年，參與製定第一個五年計劃。那年，我隨周恩來總理訪蘇，與蘇會談幫助我們製定五年計劃，在莫斯科待了10個月。我們去蘇聯時，斯大林還健在。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
木場：日本出現了斯大林衝擊，股市暴跌。
袁：訪蘇期間，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14位幹部分別給我們講解製定五年計劃的方法。我國的國家計委將我們帶回的講義整理成冊。相當一段時期，我們按照蘇聯的模式管理運作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