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寶華，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新中國成立後他一直在我國工業主管部門和國民經濟綜合管理部門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經曆了建國以來我國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各個曆史時期，對我國經濟建設與發展從理論到實踐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時值我國加入WTO之際，記者誠邀袁老以親身經曆回顧新中國經濟製度的幾次大抉擇，並從理論的高度闡釋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必然趨勢。袁老欣然應允，於2001年12月20日在國家計委的辦公室裏接受了我們的專訪。
建國之初我國搞計劃經濟，但我對計劃並不熟悉。
1949年6月，我被調到東北工業部計劃處工作。我國搞計劃經濟最早在東北，然後再向全國鋪開。一到東北工業部，首先是恢複鞍鋼高爐生產，緊接著就是恢複本溪鋼鐵公司生產。這是咱們摸索著搞的，沒有經驗。那時候，東北工業部隻有幾個懂計劃的蘇聯專家。為了搞好計劃，首先抓統計，當時統計室是東北工業部裏最重要的一個部門。1950年，抗美援朝開始了，麵對戰事，就需要把東北南部的工廠往北部搬，結果把計劃打亂了。
1952年，全國計劃會議在北京召開了，我們作了全國5年計劃的編製，到8月份，中國的第一個5年計劃有了雛形。為了在第一個5年計劃完成後，中國工業能夠有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綜合國力邁上一個新台階，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急需外援，也就是在這年8月，為了得到蘇聯的援助，以周恩來總理為團長，陳雲、李富春為副團長的中國代表團飛抵莫斯科，就新中國第一個5年計劃的蘇聯援助項目同蘇共進行談判，我作為隨員參加了這個代表團。在克裏姆林宮，周恩來受到了斯大林的歡迎。在會晤中，斯大林講：“我們馬上要開19次黨代會，要作下一個五年計劃，可以考慮在我們的5年計劃裏包括對你們援助的內容。”首戰告捷，周總理一行先回到北京，由李富春率團留在莫斯科，就每一個具體的經濟項目，與蘇聯方麵進行深入細致的談判。在蘇共召開19次黨代會的日子裏，我們先後到莫斯科、烏拉爾、列寧格勒等地的一些工廠參觀學習。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才開始和蘇聯計劃委員會正式談判。蘇聯計委主任沙普洛夫主持了會議。他感到我們對計劃不熟悉，就建議蘇聯計劃委員會的領導同誌給我們上計劃課，先後有14個副主任，幾個專職委員一人給我們講一段，我們都詳細記下來。回國後，國家計委專門出了一本關於計劃的書，就是當年我們記錄下來的資料彙編。
1953年5月15日，中蘇正式簽訂了協議，對我們5年計劃的援助項目一共有156項。這就是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史上的156項蘇聯援助項目。1953年6月，我們一回國就開始抓5年計劃的落實。“高崗事件”後，國家計委由原來與國務院平行的機構劃歸國務院序列，富春同誌任計劃委員會主任，我到了重工業部任鋼鐵工業局副局長，後來又調任重工業部基本建設局局長，負責落實第一個5年計劃中的重工業項目建設。到1957年底，第一個5年計劃圓滿完成。
那個時候，毛主席想擺脫蘇聯計劃經濟這一套的影響，可是路子沒走對，搞了“大躍進”，給我國經濟建設造成了很大損失，但是這個想法的出發點是好的。
第一個5年計劃的完成使全國上下一片歡欣鼓舞，但一貫審慎周密的毛澤東已隱約感覺到蘇聯這一套有問題，他並不對依靠外援取得“更大的成績”存有奢望。毛主席想擺脫蘇聯這一套的影響，可是路子沒走對，搞了一個“大躍進”，給我國經濟建設造成了很大損失，但這個想法的出發點是好的，最後我們又隻得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
1958年，我從冶金部調到國家經委工作，由冶金部副部長調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兼物資局局長。1964年，成立物資管理部，我任部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一度“靠邊站”，是周總理把我解放出來，並安排我幫助計劃小組作計劃。1970年，成立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餘秋裏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兼任生產組組長。“文革”期間，我這個抓生產的實際上就是一個救火隊隊長。一天到晚出問題，不是工廠停產，就是鐵路遭衝擊，或者電廠沒有煤了，趕緊調一車給他們。後來，國家計委、經委又分開了，我就到國家經委工作。在國家計委我任常務副主任，到國家經委任第一副主任、主任。我說這一段的意思是在那樣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們向蘇聯學習計劃經濟，而且是按照這個路數去指導國民經濟運行的。
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和計劃經濟對企業限製過死等固有的弊端，到1975年時，我國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
前幾年，薄一波同誌找我談了一次話很重要。他說：“中國走這一條道路，看起來是‘文革’以後咱們撥亂反正走的，實際上早在‘大躍進’時毛主席就提出來的。”他又總結了六個字“始於毛，成於鄧”。
1974年鄧小平同誌複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975年7月開始抓國民經濟的整頓。整頓伊始，他專門找了穀牧、萬裏和我。他找我們三個談了要從整頓鐵路開始，進行全麵整頓。後來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事件把這個事破壞了。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提出工業學大慶，整頓企業，實際上是鄧小平同誌治理整頓工作的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