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江澤民同誌曾經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曆史，是一部蘊含和體現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活生生的教科書。”在這部教科書中，新中國五十餘年的經濟建設史，構成了一條基本的主線。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教育家袁寶華同誌曾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家經委主任，長期擔任我國綜合經濟部門的領導工作，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曆史，有著切身的體會。本刊特約記者不久前專門就這方麵的問題采訪了袁寶華同誌。在以後幾期，我們將陸續發表本刊的專訪。
1976年：政治、經濟的嚴峻形勢
記者：粉碎“四人幫”之前，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四人幫”插手並幹擾國民經濟工作，使國民經濟到了瀕於崩潰的程度。您作為當時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對當時的形勢是怎樣評價的？
袁寶華：1976年這一年多災多難。華國鋒把它總結為“兩個三”：三個中央主要領導人去世，發生了三次強烈地震。這些事也湊巧，老百姓把這三次地震和三個領導人去世聯係在一起，有各種各樣牽強附會的說法。1975年是難忘的一年，小平同誌出來以後，就開始各個方麵的整頓，實際上是撥亂反正。但是好景不長，1975年12月在我們國家計委召開全國計劃會議期間，就開始批鄧了。當時小平同誌還在領導崗位上，處境十分尷尬，一方麵主持中央工作，另一方麵接受批評。全國計劃會議受這個影響開不下去，一直到周總理逝世才草草結束。周總理逝世對幹部和群眾觸動很大，關鍵的一條就是感覺到誰來支撐這個局麵？毛主席年紀大了，小平同誌受批評，總理逝世。當時大家憂心忡忡，不可終日。總理去世以後，毛主席感覺到“四人幫”不可靠，可是去掉了“四人幫”，就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看他內心也很矛盾。
毛主席最後選定了華國鋒同誌，這和華國鋒同誌到中央工作這一段的表現有關係。華國鋒同誌為人很厚道，對毛主席很忠誠，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期間，表現不錯，處事慎重，對老同誌尊重，不像有些人那樣張牙舞爪。我看就當時來說，毛主席對華國鋒的才幹和能力不一定很滿意，但比較起來他可以維持這個局麵。第一就是不會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就是不會和“四人幫”同流合汙。可是，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以後，“四人幫”看不起華國鋒，不尊重他。對華國鋒來說，他是看在眼裏，記在心裏，他是不多說話。所以在批鄧的問題上，“四人幫”更加猖狂。毛主席選擇他為接班人，他忠實地執行毛主席已經確定的路線。毛主席提出批鄧，就他來說那是毛主席說什麼就是什麼，他對毛主席沒有任何懷疑、任何抵觸。所以這一段，大家一方麵感覺到華國鋒與“四人幫”有所不同，批鄧以後，“四人幫”沒有代替了鄧小平，大家感到慶幸；另外一方麵就是感到華國鋒同誌是個老好人，在和“四人幫”的鬥爭中能不能占上風，對此大家深感憂慮。
那時我們計委的工作很不好做。餘秋裏同誌有心髒病，到廣東休養去了，主持計委工作的是穀牧同誌。在批鄧的問題上，國家計委不能和中央唱對台戲，還得批。所以我們計委向中央彙報1976年工作安排的時候，大家翻來覆去討論，最後還是決定加上批鄧。記得當時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開會，鄧小平主持會議，穀牧代表國家計委發言，在發言中還得批鄧，小平耳朵聽力不大好，加上年紀大了，一會兒他就要出去小便一次，任你批評就是了。國家計委講了批鄧還不行，“四人幫”就是不讓你過關。本來王洪文感到計委這個發言還可以，可是張春橋和“四人幫”其他幾個人咬咬耳朵，提出來說計委這個報告還不行，缺乏政治，批鄧不力。所以開完會以後，穀牧同誌對我講，對“四人幫”你怎麼做也不行，他們總要找你的麻煩。
記者：在1976年7月召開的中央計劃工作座談會上，“四人幫”的活動也非常猖獗。您能否介紹一下這次會議的情況？
袁寶華：這一段工作很困難。1976年7月在京西賓館開計劃工作座談會時，“四人幫”抓住這個機會又找計委的麻煩。當時就可以看得出來，找計委的麻煩就是給華國鋒臉色看。因為毛主席指示華國鋒來主持中央工作，同時也指示葉帥和李先念同誌休息，毛主席他比較清楚，這兩個人比華國鋒的威望高、能力強，這兩個人在台上，華國鋒的位子可能就會架空。所以說“四人幫”找計委的麻煩是給華國鋒臉色看。大鬧計劃工作座談會是“四人幫”直接指揮的，王洪文幾次到京西賓館活動。“四人幫”及其黨羽汙蔑1975年的國務院務虛會是“經濟領域裏右傾翻案風的風源”，並揚言不揭開這個蓋子就不能散會。在計劃工作座談會開得最緊張、鬥爭最激烈、已經下不來台的時候，發生了唐山地震。計劃工作座談會也就很快結束了。
唐山地震以後我就集中力量參加救災工作，負責安排救災物資調度、開灤煤礦恢複生產。8月底，我專門趕赴唐山救災現場。從唐山剛回北京不久，毛主席就去世了，那時大家的心情就像天要塌下來似的。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時，我正在蘇聯，蘇聯人民就感覺到天要塌下來了，沒有斯大林，日子怎麼過呀！20多年以後毛主席去世，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那是在苦難之中讓人民失去了希望。雖然對“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滿意，可是對於毛主席還是沒有動搖過信念和信心。毛主席去世，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失掉了靠山，行不行？對“四人幫”的鬥爭，能不能過得了這一關？特別是葉帥和李先念已不在台上，李德生這些同誌也離開了中央，大家確實非常擔心。
把“四人幫”抓起來的消息是穀牧同誌給我講的。他說：“四人幫”抓起來了，現在還不向外宣布，首先要處理上海的問題。當時中央派蘇振華、倪誌福、彭衝、林乎加等到上海去工作，讓蘇振華主持上海的工作，一方麵他是政治局委員，另一方麵他是海軍司令，上海是東海艦隊所在地。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經濟地位舉足輕重，為了防止“四人幫”餘黨的破壞，穀牧和我商量派徐良圖等同誌去上海，接管上海的經濟領導工作。後來曹大澄同誌把這一段工作記錄下來，寫了個《餘黨末日》，寫得還是比較具體、比較生動。那個時候我最擔心的就是上海出事，“四人幫”在上海經營了十年之久啊！除了解決上海的問題，還逐步改組各個省市和各個部門的革委會，那時華國鋒在玉泉山召開了多次會議，我都去參加了。那真是百廢待舉，許多事情都需要一件一件去辦。那時是日理萬機，每天要處理許多事情。
還是先從鐵路的整頓抓起
記者：粉碎“四人幫”後，您立即著手參與到領導國民經濟的恢複整頓工作，當時集中做了哪些工作？
袁寶華：打倒“四人幫”以後，就中央各個部門的整頓工作來說，還是先抓鐵路的整頓。因為1975年底一開始批鄧，就把萬裏鐵道部部長的職撤了。這時就從河南把段君毅同誌調回來做鐵道部部長，當時國務院要召開鐵路會議，我就幫助段君毅同誌召開這次鐵路會議。實際等於我在那兒主持會議，差不多每天晚上聽大家的彙報，寫出《簡報》來，《簡報》首先由我看，我看了以後送給段君毅看，段君毅一般畫個圈就是了，再送到穀牧那裏去，穀牧再送給先念看。華國鋒同誌是急於恢複生產，段君毅同誌總覺得“四人幫”對鐵路破壞得比較厲害，困難比較多。有一次在玉泉山開會的時候，段君毅有一個發言，他講了以後，華國鋒就批評他說：老段，你是老同誌，在這些方麵總應該采取積極的態度。這次鐵路會議開得比較順利，爭執比較少，主要內容就是批判“四人幫”。批鄧的時候，鐵路係統的幾個骨幹分子鬧得比較厲害，當時在鐵路係統的造反派中就有六個中央委員。這次會議基本上把這些問題都解決了，對打倒“四人幫”之後恢複國民經濟打下了基礎。
1979年對於“洋躍進”的批評和糾正
記者：1979年開始，中央決定貫徹“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並相應地對國家綜合經濟部門的領導人進行了調整，當時對有關部門領導同誌進行了批評，主要背景是什麼？
袁寶華：1977、1978年是我國國民經濟轉折的時期。打倒“四人幫”以後，總想把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有一些想法超過了實際的可能，使得國民經濟恢複受到一些影響，大家有意見，這才改變了國家計委的領導，改變了中央的領導。這兩年裏，思想鬥爭比較多一些，所以說這是關鍵的幾年。
陳雲同誌在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反複強調國民經濟調整問題，他認為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也就是他常說的三大平衡，失去了平衡，三大平衡就是財政、物資和信貸，後來我們又加了個外彙，成為四大平衡。在這次會議上，國家計委對陳雲同誌的這個說法有不同意見，因為陳雲同誌主要是批評國家計委的，也就是當時所說的“洋躍進”，不顧“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實際情況，急於求成，想借這個機會大量舉債，加快重大項目的建設。這一次會議是3、4月份中央工作會議的繼續，會議對於調整國民經濟作出了決策，雖然大家有不同意見，可總要麵對這個現實。陳雲同誌的意見，小平同誌、葉帥和先念同誌都支持，所以這次會議是很關鍵的會議。沒有1979年開始的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就沒有以後的高速發展。沒有這次調整，國民經濟的基礎就不牢固，有了這次調整，把國民經濟的基礎鞏固了，這以後的發展才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