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大慶是我國工業戰線的一麵旗幟。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主席發出“工業學大慶”號召，在全國範圍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工業學大慶活動。這個活動伴隨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袁寶華同誌經曆了工業學大慶活動的起伏過程，曾對正確評價大慶經驗和作用作出過重要貢獻，他至今仍對大慶和曾經參與領導過大慶創業的老同誌懷著深厚的感情。本刊特約記者在采訪袁寶華同誌時，他回顧了工業學大慶活動的一些往事。
學大慶活動經驗豐富，教訓不少
記者：在我國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工業學大慶”是一項影響深遠的重要活動，特別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許多重要的政治、經濟事件都與學大慶活動有密切聯係。在改革初期，工業學大慶活動也經曆過一段曲折的曆程。當時您作為國家綜合經濟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對於學大慶活動的起伏曆程有著深刻的了解和體會，能否談談這方麵的情況？
袁寶華：是啊，學大慶活動前前後後搞了一二十年。我記得在1963年底，餘秋裏、康世恩在人民大會堂作介紹大慶經驗的報告，很感人。我那時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兼物資部部長，在毛主席提出“工業學大慶”的號召之後，國家經委就開始組織工交戰線學大慶，提出創大慶式企業。物資部為了開展學大慶，還專門派了一位副部長去大慶學習。一開始學大慶，就是大慶怎麼做，大家就怎麼做，大慶的什麼做法都學。物資部學大慶還搞了一個“評功擺好”，大家坐在一起互相都說好的一麵，把人們都說得臉紅心熱。“評功擺好”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可是事情搞得過分了。對工交戰線來說，學大慶是一件大事情，內容豐富，經驗教訓也豐富，很值得從頭到尾來總結一下。
“文革”期間學大慶活動受到嚴重影響，林彪、“四人幫”是阻撓學大慶活動的。當時“四人幫”一夥對於大慶的否定，是從批判徐今強開始的，那時他是石油部副部長，在大慶很有群眾基礎。“鐵人”王進喜對“文革”的許多做法實在想不通，到北京來養病時找餘秋裏和我談過一次。在那次談話中，王進喜掉著眼淚說，個人問題是個小問題，大慶是個大問題。當然，“文革”期間大慶也做過過頭的事，說過過頭的話，當時“四人幫”幹擾破壞，大慶也難免受到影響。但是，當時餘秋裏、康世恩在中央工作，大慶領導總還要聽一聽餘秋裏、康世恩的意見。所以，在許多問題上，大慶的辦法是“四人幫”壓它時，它應付一下。大慶企業的一套規章製度從來沒有放棄，無非有時候隱蔽一下、應付一下“四人幫”而已。我們當時有這麼一個看法，就是全國的企業都遭到破壞，規章製度都丟掉了，一些造反派在那兒瞎指揮，生產下降，經濟瀕於崩潰，而大慶不能這麼辦。大慶還是抵製了“四人幫”，雖說受些影響，總還沒有遭到很大破壞。正因為如此，打倒“四人幫”以後，大慶轉得比較快，恢複得也比較快。大慶確實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再一個方麵就是毛主席講過“工業學大慶”，粉碎“四人幫”後，在當時“兩個凡是”的思想指導下，再次強調工業學大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經濟工作要撥亂反正，最好的辦法就是開展規模宏大的學大慶運動。
因此，我認為1977、1978年這兩年不能叫“兩年徘徊”，因為這兩年是個恢複時期，包括整頓企業還都是恢複性整頓。通過學大慶整頓企業和企業領導班子，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整頓生產秩序，工作還是有成績的。
1977年工業學大慶會議
記者：“文革”結束以後，我國工交戰線麵臨著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撥亂反正和加快發展的問題。1977年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是打倒“四人幫”以後我國工交戰線十分重要的會議，您是這次會議的秘書長，請您談談當時的情況。
袁寶華：正像我前麵所說的，對於我國工交戰線來說，學大慶是件大事情。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幫”之後，1977年1月，中央決定於“五一”節前後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工業學大慶會議的組織籌備工作由當時的國家計委來承擔。華國鋒是學大慶會議負責人，我是秘書長。由我負責組織大會的籌備工作，為此我特意把馬儀同誌調來做副秘書長，因為馬儀擔任過農業學大寨會議的秘書長，另外還有幾個副秘書長。在當時報紙報道大會召開的消息時，除了公布國家領導人的名單之外，還公布了秘書長、副秘書長的名單，這是過去向來沒有的。有人問新華社記者為什麼？新華社記者說學大慶會議和別的會議不同，這是中央指定國家計委操辦的，所以把秘書長和副秘書長的名字都公布了。
在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以前，各個部門實際上都已經召開了一係列學大慶會議，針對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問題，提出了學大慶的具體工作目標和方針。2月份召開了鐵路工作會議，3、4月份召開了冶金工作會議，同時還召開了全國計劃會議。3月，物資部門召開了學大慶座談會，我在這個座談會上就學大慶專門發表了講話。我指出，開展工業學大慶群眾運動，要著重解決好六個問題：批判資本主義傾向，堅持社會主義；建設一個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團結戰鬥的領導班子；建設一支又紅又專的鐵人式的革命化隊伍；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做生產建設的促進派；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大力挖掘物資潛力；依靠群眾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規章製度。我還提出：學大慶，要結合各部門的實際，提出本部門具體的工作路線、方針、政策和方法。
這次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召開的方式不同於以往。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大慶舉行，第二階段再轉到北京舉行。所以說會議是從4月20日以後開始的。4月20日，我們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祝賀金日成65歲生日晚會之後，於當天晚上就坐火車去大慶了。到了大慶以後就開預備會議，因為中央提出全國學大慶後，對大慶是個促進，大慶一切好的傳統很快就恢複了。所以這次我們到大慶時，大慶已經很像樣子了。會議正式開幕那天，有七千人參加大會。當時有人說1962年開過七千人大會，這是15年後開的又一次七千人大會。會議5月13日在北京閉幕。中央十分重視這次會議，當時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都出席了開幕式和閉幕大會。在那次會議上，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作報告，他的這個報告影響是比較大的。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代表精神飽滿，討論熱烈，大家暢談了學大慶的經驗和成效，探討了企業領導班子建設和企業整頓的途徑，在狠批“四人幫”、撥亂反正、加快發展等許多重大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會議指出：要加快工業發展，必須狠抓企業整頓，首先把那些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的重點企業領導班子整頓好；各個企業要以大慶為榜樣，切實加強企業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像大慶那樣抓好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廣泛開展勞動競賽，掀起增產節約新高潮，使各項技術指標盡快達到本企業乃至國內最好水平；學不學大慶，是走不走自己工業發展道路的問題；在“五五”計劃期間，按評比大慶式企業的六條標準，把全國三分之一的企業建成大慶式企業。因為在1964、1965年學大慶的時候，已經有了第一批大慶式企業，如齊齊哈爾車輛廠等。這次重新提出要建設一批大慶式企業，這對企業整頓的推動作用非常大，整頓工作有目標、有章法了。這次工業學大慶會議，對於肅清林彪、“四人幫”在經濟建設領域散布的各種謬論，調動廣大工人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扭轉國民經濟發展的被動局麵，掀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潮，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