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袁老，作為當年親曆“七千人大會”的部門領導，您一定有不少話要說。我們想請您談談“七千人大會”的有關情況。根據您的體會，當時黨中央為什麼要召開一次規模那麼大的會議呢？
袁寶華：“七千人大會”已經過去40多年了，這次大會非同尋常。從哪兒說起呢？先談談1959年廬山會議吧。
1959年廬山會議，最初是要反“左”。毛主席在從武昌到九江的輪船上講了十幾條，大家都奔著這個方針來考慮問題。但一下子出了彭德懷同誌的那封信，情況就變了。
我上山比較晚。我那時是冶金部副部長，分管生產。部長是王鶴壽，他先上廬山了。後來是周恩來總理的秘書打來電話，要我去廬山，和國家計委的安誌文一起去。我們兩人的任務就是一條，彙報1959年鋼材平衡問題。當時總理遇到難題了，本來1959年的日子就難過，想降低指標；但總理一看廬山會議的形勢，要反右了，各項指標看起來下不來呀，這其中，鋼材又是個關鍵問題。
到了廬山，總理當天晚上就找各部的領導同誌談話，給大家打招呼，說彭德懷同誌的問題是什麼性質，主席是怎麼表態的，政治局是什麼意見，等等。他打招呼的原因是怕大家犯錯誤。
在廬山除了向總理彙報之外，就是跟各個部的同誌交換情況。
廬山會議回來，各個部門都批判了一些同誌。經委批了薛暮橋、郭洪濤，計委批了賈拓夫。冶金部也批了幾位局長。也就是說，對“大躍進”的一些持不同意見者進行了批判。
記者：當時冶金部的做法也比較急躁。
袁寶華：是啊，我們搞冶金工作的同誌有一個“私心”，就想趁此機會發展一下。現在叫抓住機會。要知道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主席親自抓嘛！老實講，我們缺乏實事求是的思想。
廬山會議本來想把高指標降下來，因為反右傾，就硬著頭皮頂著要完成，但最後也沒有完成。1960年就來了一個更大的高指標，是折騰最厲害的一年。1月上海會議，搞得很緊張。全國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和養豬場，一些原定縮減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更嚴重地泛濫起來。
1960年又遇上布加勒斯特會議，赫魯曉夫放了一陣子炮。真是內外夾攻啊。我們那年要生產1800萬噸鋼，赫魯曉夫講，你生產廢鋼就是了。回來就要鼓這個勁。10月10日，鄧小平同誌通知中央書記處開會，會議由李富春主持，總理、彭真都參加了，還有幾個部的部長。這個會我作為列席也參加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書記處會議，會議氣氛非常緊張。總理批評幾個部長：你們在北戴河會議上當著主席的麵都拍了胸脯，這個可以完成，那個也可以完成，現在已經到10月10日了，冶金部講煤炭供不上，煤炭部講鐵路運不出來，鐵路又講鋼軌不夠。狠狠批評了一頓。這幾個部長誰也不說話。我很少看到總理發那麼大的脾氣，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三年“大躍進”，大家總是氣不順。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1961年初，開了八屆九中全會以後，大家做了做調查研究，了解了一些下邊的真實情況，頭腦開始冷靜了一些。但是，真正要把基本建設規模縮小，高指標壓下來，確實不容易。鼓這個勁很容易，一哄而起；要潑一瓢冷水就不大容易了，你得讓他涼下來。
記者：“七千人大會”對這些情況要進行總結，您在會上一定有不少的見聞和感受。
袁寶華：1962年初的這個會議，是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當時不叫“七千人大會”，這是後來叫的。這次會有7100多人參加，全國重要的廠礦、部隊和省、地、縣都來人了，我們各個部的黨組成員都參加了。我參加的小組都是各個部門的黨組成員。當時我印象比較深的，是群工部的兩個人，發言特別多，一個曹魯，一個王毅之。這兩人發言有些新意。另外是我們經委的幾個同誌，還有郵電部、鐵道部的同誌發言也比較多。
記者：您還記得他們講些什麼內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