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技術的發明和普及使得人類第一次能夠以技術手段改變性交的方式，其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將性交和生育分離開來。女性可以采取的避孕技術有兩種：一種是導致暫時不育，一種是導致終身不育。避孕技術早在16世紀的歐洲就已經產生，但是直到20世紀才真正得以普及。在人口緊缺的年代，人們並不迫切需要避孕技術，宗教和政府也明確反對避孕和墮胎。根據天主教的教義，不以生育為目的的性行為是不道德的，所以避孕技術遭到了禁止。但是，在一類特殊的職業群體---妓女中，避孕技術還有其生存的土壤。最開始的避孕技術會導致終身不育，這種技術非常殘酷，大多數妓女因此被剝奪了生育的權利。後來出現了暫時不育的避孕技術，這才給了很多妓女做母親的機會。20世紀避孕技術的普及運動開始展開，其真正的推動力量是女權主義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倡導男女兩性完全的平等，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女性試圖自己控製生育以擺脫生育工具的地位。事實上，很多女性確實因此被極大地解放出來，她們可以不再局限於生育、哺乳、撫育的狹小圈子，而是獲得機會進入社會，實現自我。
由於生育不再是性交的必然後果，人類的自然規則遭遇了一次不小的挑戰。女性獲得了更多的性自由，她們可以像男人一樣享受性的快樂，而無需擔心一連串可怕的後果。最重要的是女性也能夠參與生育權的控製，她們對子女的撫育權也得到了肯定。當女性不再是生育的工具，而生育又可以被人為控製時，貞節觀開始淡出倫理的視線，貞節不再是對女人單方麵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婚後對婚姻的忠實。一夫多妻製遭到了重創，在法律上也被確立為一種罪行。
避孕技術還給家庭形式帶來了一個重要影響---丁克家庭的出現。丁克家庭是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丁克來自於英文DoubleIncomeNoKids的首字母縮寫DINK，意思是雙收入而無子女的家庭。避孕技術可以說是丁克家庭產生的最主要的推動力，在人類無法將性與生育分離的時候，任何一個家庭，隻要夫妻雙方都有正常的性生活和生育能力，就無法避免子女的產生，而避孕技術的出現，使得夫妻雙方有了自主選擇是否生育的權利，自然而然就出現了一批隻願意享受性快樂，而不願意承擔種族延續責任的誌同道合之士。丁克家庭這種全新的家庭形式，出現的時期還不長，作為一種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的生活方式，它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但是也被一些人質疑：是否會威脅人類種族的繁衍。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它究竟會不會威脅人類種族的延續，還是一個有待考證的問題。
造物主在賜給男女兩性生殖能力的同時，曾埋下了一個難以解決的隱患，就是無法確定父親的自然身份，千百年來這個問題困擾了所有的男人，也束縛了所有的女人，直到親子鑒定技術的出現才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親子鑒定是近代法醫學術語，原是指用醫學及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技術來判斷有爭議的父母與子女間（特別是父子間）是否存在著親生血緣關係。到目前為止，親子鑒定技術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最早的親子鑒定是紅細胞血型鑒定，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血型鑒定。中國古代有滴血認親的傳統，雖然設想比較合理，但是技術卻很不科學。根據孟德爾遺傳定律，子代可以從父母親代分別繼承一半的遺傳基因。後來人們又發現人類有一係列較為固定的血型係統，分別為ABO、MN、P、Rh等，這些血型的遺傳方式都符合孟德爾的遺傳定律。這就意味著，在一個家庭中孩子的血型隻可能來自於父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孩子的血型是O型，那麼父母中必然有一個是O型血，如果沒有，那麼孩子就不是父母親生的。但是，由於血型係統的有限性，以及大多適用的是排除法，血型鑒定並不能完全令人滿意。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DNA鑒定技術也開始被應用到親子鑒定中。這種技術的進步表現在人們終於能夠直接對遺傳物質本身---DNA進行檢測分析，可以提供給DNA檢測的材料也較多，甚至包括一些無核細胞結構的材料，比如毛發、指甲、陳舊骨骸等。還有一種最新的親子鑒定技術，稱為STR親子鑒定，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術語，這裏就不作論述。需要指出的是，這是至今最先進的親子鑒定技術，也是人們從各種傳媒中所熟知的親子鑒定，其成功率高達99999％。
1997年英國羅斯林（Roslin）研究所的科學家在伊恩·維爾穆特的領導下成功地繁殖了一隻名叫多莉的綿羊，這隻綿羊給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因為它不是通過兩性生殖產生，而是通過克隆技術製造出來的。克隆的含義是無性繁殖，顧名思義，多莉不是兩性生殖的產物，它沒有父母，如果一定有一個的話，那就是它自己。克隆是指由同一個祖先細胞分裂繁殖而形成的純細胞係，這個細胞係中每個細胞的基因彼此相同。其實克隆技術人們並不陌生，“無心插柳”就是最常見的植物克隆。低等動物的克隆，也就是單細胞動物的繁殖在自然界較為常見，但多莉卻是動物克隆的產物，即由一個細胞克隆成一個動物，這是自然界裏極為少見的現象，因為高等脊椎動物一般都以兩性生殖的方式進行種的繁衍。多莉一誕生，科學家們就立刻警覺到人類也能夠通過無性生殖進行繁衍。這一發現頓時令世界一片混亂，是否要禁止克隆人實驗立刻上升為全社會的焦點。美國動作明星阿諾德·施瓦辛格曾經主演了一部科幻片《第六日》，名字就是借用上帝在第六日造人來比喻未來克隆人。故事是否能永遠是科幻，我們難以預見，但是片中反映出來的克隆技術將會給人類的個人信仰、倫理觀念和家庭製度帶來的危機卻值得人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