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莊是村莊裏的人們選擇的生活方式。在傳統農業社會，一個利於耕種和繁衍的地方就是安居的所在。中原地勢平坦利於耕種，但無法承載人口的迅速膨脹，誰該離開好地方去遙遠偏僻的荒蠻之地，隻有通過戰爭來解決。所以，戰爭從遠古一直打過來，打到屍骨到處埋、人口滿天飛，打到很拙劣的一塊地方也能夠心滿意足、心安理得地繁衍後代。所以，村莊這種生活方式不是村莊裏的人們自覺自願的選擇，任何時候都是強勢政治的結果，村莊裏的人們怨不得祖先。
也許那些為逃避戰亂從遙遠的北方遷徙南方的人們做夢也想不到，隻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權力的延伸。這些人初到南方時稱自己是客家人，心裏可能還做著“回到家鄉、回到北方”的夢，沒想到這一回南方做“客”，做了幾千年，做出了一個中華大地的千古奇跡。其實從北方來到南方的拓荒者又豈止是自稱客家的人們？人口的遷徙伴隨著戰爭的烏雲翻來覆去，天知道自己到底來自何方。考古發現，我的家鄉贛中平原曾經有著和殷商同時期同樣繁榮的文化，隻是後來竟消失得無影無蹤。不然，何以大墓驚現壯觀青銅器場麵時，人們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麼，是什麼樣的力量消弭了這一地區的文化？也許戰爭和遷徙更貼近曆史本身。
好在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華夏子孫。但是，理想主義者似乎不應該忘記，村莊的表情不僅是村莊本身的流露，而且是政治馴化的結果。在政治馴化過程中，政策和執行政策的人們又是實現政治馴化的工具。
多年以來，我行走在農村的土地上，看慣了農村的土地和村莊，習慣了農村的風雨雷電，摸透了農民的小小心思。對於農村的一切，我熟識如家中的任何物件，從沒有對哪一件特別用心。而現在村莊把我緊緊地揪住，是因為我離開了村莊，是因為我怕村莊離我悄然遠去。我知道這是多麼可笑的臆想，但是我寧肯愚蠢地相信。因為村莊太小，小到任何人都可以去搬動。可是村莊也太大，大到一頭托著農村的現在和未來，另一頭又維係著中國社會的平衡和傾覆。
我人生的大部分經曆連著農村，我曾經和所有農村孩子一樣懷揣著進城的夢想，可是命運之神又把我甩向農村。現在我已經進入中年，我在想，我應該為我的鄉親、為我自己的階層說點什麼，盡管我仍然是多麼的無奈，但是我還是可以從我自己的經曆和體會中，告訴人們來自村莊的感受。
1980年代的最後兩年，我在縣機關屁股還沒有捂熱，就奉調下鄉鎮去鍛煉，做著一個村的“蹲點”幹部。我說的村按照有關法律已經不能叫做行政村，它是多個村莊聯合的自治組織，由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衍化而來。我帶著情緒住在村支部書記家裏，跟著村裏的一幫幹部行走在各個村莊。那時候，我真的沒有意識到村莊裏的人們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毫無意識地跟著他們行走在村莊裏，上房揭瓦，下欄抓豬，該出手時就出手。其實那時候我不敢手軟，也沒權力手軟。一般鄉鎮幹上房揭瓦、下欄抓豬這樣的活都是大兵團作戰，采取各個擊破的戰術，我不動手別人也會動手。更主要的原因，我不願在眾人麵前表現我的懦弱和無能。
可是有一件事情還是讓我手軟了。這一年的農業稅征收，鄉裏規定完成任務的最後期限是9月1日，完成任務可以得獎，沒有完成任務受罰。有一個村莊欠賬很多，村支書帶著我們去突擊。這是一個移民村莊，房屋都是新近做起來的，有的還沒有竣工，還在砌著牆，還在刨著木。我們去的這一家剛剛竣工，因為接收地少，夏糧打下來大概都讓工匠和幫工的吃了，我們到處看了看，並沒有餘糧。這家的主人解釋說，過幾天到庫區收了那邊的穀子，再來繳公糧，請求寬限幾天。幹部們不同意，說沒糧就折金。這家主人又說，建房都是親戚們幫忙，哪裏還會有錢？這麼講了幾個回合，有人就動起粗來。男主人表情扭曲，眼睛猩紅，席地而泣。本來人家為了國家水電建設，拋家舍業，異地落戶，小孩馬上又麵臨開學，學費還不知道在哪兒呢。想想也是淒苦。這時候有的村幹部叫囂著要掀他們家的樓板，女人死死地護著梯子，嘴裏喊叫著。我立即叫停，容許他們寬限幾日，可這一“寬”，移民村的任務就都“寬”了。到了交賬的日子，我老實交了罰款。那時候鄉鎮幹部的工資好像就百十來塊，錢交罰款了，但我心裏還是比較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