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鎮工作時間長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便養成了一個習慣：走進一個陌生的村莊，一定要尋訪村莊的祠堂。如果這個村莊有祠堂，我會花時間去了解祠堂。我之所以這樣做，並非對祠堂有著特別的興趣，我是想通過祠堂讀懂村莊。這大致來自鄉鎮工作的經驗，這種看似與工作無關的體察常常讓我獲得意外的收獲，它讓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裏給這個村莊作出某些經驗性的判斷，從而使我在與村莊的接觸中更為親近。
“文革”中出生的我們這一代人，對於祠堂應該不會有太多的記憶和感受，更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在我們出生的時候，祠堂即被當做“四舊”被革了命；到我們懂事時，很多村莊已經沒有了祠堂，覺悟高的村莊，祠堂被徹底推翻，磚頭瓦片和木頭盡數移植到生產隊的倉庫，僥幸留下軀殼的也已經麵目全非，很多村莊的祠堂要麼做了關牛的大牛欄，要麼直接做了生產隊的倉庫，沒有擺上用場的也隻剩下一個軀殼，任憑風吹雨打在時光中顫栗。此時的祠堂隻是一個印象存在於村莊，沒有任何實際的內容，因此，祠堂這種建築很容易被我們這一代人所忽略。
近30年的農村集體化運動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推波助瀾，傳統精神層麵的遺存幾乎被摧殘殆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強行登陸農村陣地，在資源高度集中、物質極端貧乏的情況下，似乎算不上壞事情，人們在人民公社意誌的強迫下實現了步驟一致，但是人民公社解體之後，人們發現，農民在自主經營的過程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並沒有根植在農民的心中，而傳統精神卻已然從人們的心中抹去，過去村莊依靠對共同祖先的維護而建立的村莊秩序被傾覆，村莊裏再沒有什麼禁忌，任何個人的意誌和需求都會在村莊的土地上留下刻痕。於是，村莊秩序在時光的流逝中凸顯紛亂。後來的很多事情證明，農村少了傳統精神依歸終究不是好事。
如果不是因為工作的關係，祠堂也很難進入我的視野並讓我難以釋懷。當我走進無數村莊，駐足於或大或小或堂皇或破敗的祠堂之後，我感受到祠堂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一種隱隱的、依稀的向往。這時候，我的心靈似乎穿越村莊的時空，在曆史的深邃中蹣跚，尋覓村莊充滿蒼涼的履痕。在村莊寫滿滄桑的軀幹上，我聞到了從厚重泥土裏透出來的脈息，我摸到了從跳動著的村莊的心髒傳遞出的沉沉脈象，好的征兆和不好的病灶在我的腦際縈繞盤旋，終於化作一聲悲歎。
祠堂，村莊裏一種有別於民居樣式的建築，居然包容了一個村莊的文化，一個村莊的精神依歸，一個村莊秩序的奧秘。誰能相信呢？對於祠堂的理解，一半是書本給予我的知識，盡管這些知識有如碎片，但是由這些碎片串聯起來的卻是一個鮮活的世界，一個秩序井然卻又充滿晦暗的躁動不安的世界。而另一半則來自我與村莊的親密接觸，是包裹我的村莊的氛圍給予我的晦澀感受。無論此時的祠堂擺在鄉場上的姿態是怎樣的頹廢，表現的是如何的虛無，但是我知道它在村莊存在的意義和分量。也許在某個時候它會在不經意間爆發出一股力量，而這股力量又常常使得人們難以駕馭。
在傳統村莊裏，祠堂是一個村莊的標誌性建築，彰顯村莊底氣和個性。村莊的曆史、村莊的記憶記錄在祠堂，村莊的顯赫與輝煌、卑微與低賤則直接反映到祠堂的建築上。在村莊繁衍的紀元裏，光宗耀祖始終是村莊裏的人們追求的境界，在朝為官、出外賺錢的村莊子孫一定會有一個心願：回到村莊建祠，以安放祖先的靈魂。這種心結成為村莊生生不息的動力，就連一直處於卑賤中的村莊也要湊份子建祠堂，為的是祖宗庇佑家族中興。在人們心裏，祠堂又是具有宗教意義的膜拜之所。
其實，祠堂不是村莊的伴生物，作為一種類似皇家家廟的建築，祠堂在民間廣泛興起是明嘉靖年間的事。此前隻有皇家和侯爵可以建家廟，普通百姓卻不可以。也許這是因為統治的需要。在中國古代漫長的歲月裏，戰爭和遷徙是不變的主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一個朝代都不願意看到以姓氏集合的民間力量危及皇權。然而，明朝嘉靖皇帝不知是為了節約統治的成本，還是出於別的考慮，他居然允許民間建造祠堂。這真是讓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