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南街，我的思緒仍然停留在南街的紅色廣場。村莊意識形態這個新詞始終讓我難以釋懷，我似乎真實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它以具體生動的多樣化形式和浩大皇皇的物質存在，形成無比鮮明、無比強大的震撼力和無法抗拒的誘惑力。事實上，南街的魅力不僅裹挾了我，而且還有來自全國甚至全世界的許多人。
南街不如安陽、洛陽、開封有過曾經作為王朝都城的輝煌，從這些曾經輝煌的地方到南街都不順道，可小小的南街村每年卻以今日村莊的輝煌吸引了數十萬人參觀。盡管如此，我還是不能解釋村莊意識形態存在的合理性，我仍然想著，一個村莊真的能夠樹立自己的意識形態，並在村莊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嗎？
老實說，我在鄉村治理的實踐中，從不曾有過南街如此宏大的思考，但我卻是堅定的村莊主義者。我認為村莊是農村的基本單位，村莊不治，何以治農村？然而怎麼治村莊，卻是一個讓我付出了十多年思考，卻在實踐的道路上蹉跎的難題。南街留給我太多的玄想，在我沒有機會再去實踐鄉村治理的時候，過去的許多思考和觀念被顛來覆去。但有一點我很清楚，南街是不可複製的，正如華西和劉莊不可複製一樣。因為這些村莊的成功是以巨大的工業利潤為支撐，就算再過30年，全國90多萬個村級組織也不可能出現太多這樣的村莊。不說別的，單說南街1.78平方公裏土地僅剩下不足1000畝耕地，僅這一條，如果全國的村莊都能效仿，那麼中國用於耕種的土地恐怕不會超過6億畝，打下的糧食不會超過1.5億噸，不要說國家糧食安全談不上，恐怕國家安全都不保。但以此否定南街的意義，似乎也沒有道理，因為南街抓住了先機，並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永遠是一枝豔麗的牡丹開在中原大地，讓人向往，讓人遐想。
回家後的幾天裏，我反複揣摩從南街帶回的資料，這些資料無一不讓我堅信，無論是初創時期的南街，還是中興時期的南街，意識形態都在這個村莊的治理中閃爍著動人的光輝。我在想，如果南街最初沒有選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沒有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南街是不是就不會有今天的輝煌？我在想，同處中原的劉莊沒有選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是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以國家意識形態統領村莊，不是也創造了同樣巨大的屬於劉莊的財富嗎？雖然劉莊沒有實現南街的絕對“公平”，但是劉莊正以昂揚的姿態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向前邁進，這又說明了什麼呢？
對比南街和劉莊，我很容易發現兩個村都有一個好的掌門人，南街的王宏斌與劉莊的史來賀。前者是全國黨代會的代表，後者是中組部表彰的優秀農村黨支部書記。這兩個人身上有著相同的人格魅力，這種人格魅力正是共產黨人不畏艱難、敢於探索的高貴品格和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的崇高精神境界。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把群眾利益視為至高利益，舍得割自己身上的肉，群眾信任他們、支持他們，形成了共同創造財富的強大合力。對於村莊的農民，也許不是因為主義，而是因為實現村莊目標給他們帶來的切實利益，是因為村莊領導人在分配利益過程中的胸懷以及這種胸懷傳遞給村民的精神。
細思量，最初對於村莊意識形態的感受被我動搖。我想這也許就是一種表麵的過於具體的形式，單獨的村莊社會不可能建設自己的意識形態。稍有政治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為被統治人群確立的觀念。在南街誰是統治階級？誰都不是，誰也不可能是。在村莊發展的初創階段，村莊的人們都是土裏刨食的泥腿子，頂多還有一些兼營買賣的小商小販，所有村民同屬一個階級，財富的占有量也頂多可以劃分出兩三個階層，況且村民委員會實施的是自治製度，在南街起步時期這個製度就已經在全國農村實施。既然是全體村民說了算，又怎麼存在村莊統治階級為村莊確立的意識形態呢？與其說成就南街的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倒不如客觀地說，成就南街的是南街的村莊精神。如此，南街樹立的意識形態卻無意中打造了一個經典旅遊品牌。如果南街的掌門人認識不到這一點，那麼，我有理由預言，劉莊的未來要比南街光明，因為劉莊沒有背負主義的重負，卻有著與南街相同的村莊精神。
在十多年鄉鎮工作的實踐中，我曾用心思考和探究村莊精神，我似乎感到村莊精神是村莊意識和村莊血緣、地緣以及村莊性格結合在一起的文化精神，它始於村莊意識。我認為，村莊意識有別於政治學上的意識形態，它可能是田野政治中寓意最為深遠、最具開掘價值的名詞。村莊意識是村莊對於目標的覺悟，是村莊對於實現目標的路徑的自覺選擇，是村莊血緣、地緣認同和文化認同的行動綜合。當下村莊難治理，在於村莊意識難覺醒，縱然是血緣關係十分親密的村莊，在村莊缺乏精英意識的前提下，村莊意識也難以覺醒。可以肯定的是，村莊意識覺醒必須依靠村莊精英。王宏斌是南街的精英，史來賀是劉莊的精英，他們撬動了南街和劉莊的村莊意識，並在實現目標路徑的選擇中形成了強大而有活力的村莊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