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個地道的農民，性格剛烈，秉性善良，心眼實在，活幹得好，又舍得出力。他的大半生交給了生產隊，最後的10年他把他交給了自己，試圖在土裏種出金子來，但是他未能如願。憂鬱中患上嚴重的胃炎，去縣城醫院抓藥，路上遭遇車禍，不幸罹難。
父親罹難的時候，距離農村生產責任製剛好10年。贛中那個縣分田到戶比周邊縣都晚，據說當時的縣委書記是一個從大隊書記上來的農村幹部，他對人民公社有著特殊的感情，而對於分田到戶一直心存顧慮，所以總拖著。到了1982年的時候再也頂不住了，春節前後，底下按照他和縣委的指示，點著人頭就把田分了。這一年7月我參加高考，雙搶結束後去教育局打探消息，得知以兩分之差落榜。
1982年，對於我，對於我的家庭，對於我們的村莊充滿懸念。這一年是責任製的頭一年，這一年的收入到底會是怎樣的結果？而我，則是這個恢複高考之後沒有一個人考取大學並且充滿宿命的村莊裏的焦點。作為本年度村莊裏唯一的考生，會考出一個怎樣的結果？人們懷著期待，在揮灑汗水的時光裏等待所有的結果。對於我，情感的跌宕更是有如衝浪，一會兒被浪推往高處，一會兒又被浪打到低穀，最後竟被卷入漩渦，難以自拔。
老天幫忙，這一年的頭開得順當。夏禾未遇水澇，順順利利返青、分蘖、結穗、成熟，我家打下的穀子有7000多斤。穀子曬過之後，沒等進自家的穀倉，父親就迫不及待地讓我把穀子裝運到糧站。當時賣糧的次序是，先除去公糧，而後完成定購糧，剩下的才是議價糧。公糧是稅糧，定購糧價格很低，大概每百斤9.8元，而議價糧每百斤好像是17元左右。我記得當時運到糧站去的穀子有5000多斤，除去公糧400多斤，定購糧1600多斤，賣的議價糧不到3000斤。父親反複數著一遝厚厚的鈔票，心情的愉悅已然寫在臉上。其實，在結算窗口，票據是我接的，我約了總，就600來塊錢。但在當時，一季能夠有這樣的收獲，比生產隊分紅還是強過了許多。在生產隊的時候，家裏兄妹多，就父母兩個勞動力，雖然星期天和寒暑假我也給父母掙工分，但畢竟不是全勞力，積分不多，對家庭幫助不大。到年終分紅的時候，一年也就幾百元紅利。在日子艱難的時候，父親曾經一度想中斷我的學業。上高中的頭一年開學，在母親的強烈要求下，父親才把給我開學的七塊五毛錢扔在地上。我把錢撿起來，絲毫沒有委屈，反而多了一分愧疚，而心裏的慶幸猶如春芽一般欣然。那時候，我在心裏發誓要離開村莊。可是，現在塵埃落定，我似乎無路可走。從糧站回來的路上，我聽著父親興奮地描述1983年的光景。父親說，你沒考上，就幫著我種田吧。我無話可說。經過雙搶的暴曬，我兩隻手開始脫皮。我無言地擦拭著，如撫慰我受傷的心靈，黑的手被我弄得通紅。
母親張羅著請大隊幹部吃飯，請求他們批準我做民辦老師。這一頓飯是怎麼吃的，我一點也不知道，好像我遠遠地走開了。回來的時候，母親很是高興，像是辦了一件大事，告訴我，大隊已經同意我做民辦老師了。我望著母親，心裏想著教學生1 1=2的生活，很是失望。母親大我19歲，我比這會兒還在蹣跚學步的最小的弟弟大13歲。母親對於我的安排，似乎超出了一個農村文盲女性的能力，她始終希望我做人上人。在她心裏，沒有了村莊人們對於生活艱難的磋砣就是人上人；在她看來，民辦老師無疑也是人上人。可我不能領情，在臨近開學的時候，我離開了充滿宿命的村莊，朝著那個實現我理想的地方奔去。
1983年當父親重複一次數鈔過程的時候，我的夢想也實現了。人們給予我的褒揚讓我疲憊的神經變得亢奮，我意識到，我的價值似乎不在考取多好的學校，而是給村莊宿命一個回擊，然後讓村莊樹立信心。在一個很陽光的日子，我直接上了經過村莊的班車，一個人離開了村莊。我把親戚們賞給我的五元十元悉數帶走，把所有的苦難全部留下。可是，我不知道命運卻始終把我拴在了村莊，我不能擺脫村莊賜予我的血緣，我無法舍棄村莊為我準備的磨礪。
對於我的高中父親還是相當的高興，似乎他用血汗換來的錢沒有白花，似乎他的責任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卸下一些由我承擔。他曾來過學校看我，問我缺錢不？我那時每月有23元補貼，用這點錢勉強可以湊合，不好意思再給家裏添負擔。到了我畢業的時候，父親居然動手蓋房，而我參加工作時的全部家當隻有一床棉被一張席子一件毛衣和幾件換洗的單衣。對於家裏建房我很是意外，分田才四年父親就積攢了蓋房的錢，真是不容易。下半年，我分配工作了，又有工資收入，家裏的日子應該會好過一些。
如我所料，我參加工作後的幾年，農村的形勢總體朝著好的方向發展。1987年後的幾年，稻穀的價格開始有了一些提高，而關鍵是售糧的渠道增多了，糧販們遊弋於政策和市場的縫隙裏，而農民則在糧販那裏得到了更多的好處。家裏的年收入增了不少，黑白電視機這樣的奢侈品也買回了家。但畢竟兄妹多，讀書的開支比先前大了許多。妹妹不知是體諒家裏的困難，還是怕讀書吃苦，初中畢業最先輟學。接著，大弟弟初中尚未畢業就輟學。他告訴我的理由是他和老三同班，兩個人同時讀家裏負擔不起，而且家裏也需要勞力。小小年紀說的話十分懂事，我勸了幾句還是沒用。1990年代開始的時候，賣糧難的問題顯現出來了，穀賤傷農，原先一門心思要在土地上種出金子來的父親，已經沒有了先前的精神頭，老說胃痛。1991年除夕，五十出頭的父親似乎有些不對勁，長期以來把持關門和開門權力的他，把權力交給了我，自己則早早地上了床，全家人都為他擔著心。這時候我已經有了兒子，而妹妹也出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