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終決定去南街，似乎是尋找一種村莊範式，但似乎又不全是。在鄉鎮工作的這些年，我最不滿意的是分田到戶以後，農村公共領域表現出來的紛亂秩序，比如宅基地使用混亂、農村公共資源無序占有和任意損毀村莊公共財物。我曾下狠心組織突圍，但終於遭受阻擊。自由主義思潮在農村彌漫，已經不是一個鄉鎮可以遏製的。那個時候，我便有了去南街的想法，不僅我要去，而且我還要組織鄉村幹部去。那時候的我，對於集體化的向往比任何時候都要強烈。
在北行列車上，我望著從我眼前掠過的村莊和城市，內心十分平靜，絲毫沒有旅行的興奮。我知道，無論村莊外麵的牆壁刷得如何雪白，村莊的核心都是我所熟悉的。我同樣知道，無論村莊的土地上展示如何的規模，村莊的利益大概都是我清楚的。我隻是想把過去的困頓和無奈重新梳理。我似乎需要有一個方向給我注入動力，我似乎需要有一種方法去實踐理論。我可以不在乎個人的成敗，但是我無法忽略村莊的感受。
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農村土地流轉成為農村工作的熱點話題。主流思想認為規模經營可以減少農民，似乎是因為土地在農民手中才使得農民不肯放棄做農民的，這顯然是缺乏邏輯的瞎話。農民放棄土地就可以不做農民嗎？我在2010年寫的一本書中曾經提出用30年完成土地規模經營。我的理由是農村土地流轉進程過快，將導致農村大量勞動力麵臨失業，他們遊蕩在鄉村給鄉村社會造成很多的現實問題；由於社會保障體製尚不健全，土地流轉之後，如果沒有政策的扶持，那麼農民的收入將可能在一個時期內停滯不前，城鄉收入差距將不可逆轉地持續拉大，城鄉矛盾將變得更加尖銳。
2008年春節前後，我在墨池村組織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土地流轉。接受流轉的是縣城的幾個工商業主，他們受了十七屆三中全會的鼓舞，心血來潮要去鄉下種田。剛開始農民還不太願意，但流轉價格每畝增加到400元的時候，農民都很樂意流轉，因為從當時耕種的收益看，農民從土地裏能夠撈出的純收入也就這麼多。土地流轉後，種田收入除了土地流轉租金，還有國家直補，加起來每畝有550元左右的收入。村民積極性很高，流轉土地1700畝，村莊裏許多家庭的承包地被全數流轉。事情辦完後，很多45歲年以上的農民對我說，土地都流轉了，心是省了，隻是不知道以後幹什麼了。麵對這些詰問，我內心很矛盾，不知道在實踐中應該從那個方向去做一些有價值的探索。
最近這一年，“滅村”運動又暗潮湧動。在很多人看來，通過拆村把農民趕進城鎮集中居住，不僅減少了農民，而且改造了村莊。麵對“滅村”的熊熊火焰，我很懷疑，被趕進城的農民是否真的能夠在城鎮安居？老實說，我不讚成以拆村這樣的簡單方式把農民趕進城，由於多數農民在城鎮的生活來源沒有著落，收入不會增加，支出則可能大幅增加。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返村也是遲早的事。也是在2010年寫的同一本書中，我提出建設大村莊，用30年的時間打造農村社區，並在社區治理上實行自治，突出解決村莊秩序紛亂的問題。對於這些思考，我主要是基於實踐，是我在較長時間實踐中得出的結論。坦率地講，我既不可能在實踐中提供成功的範例，也不能在理論上給予深入的求證，我仍然需要在實踐和理論上尋找證據。
行走在南街的土地上，感受南街的空氣和陽光，我把南街給予我的感受仔細整理，就有了一些離本質更近的結論。如果土地流轉後效益能夠均分，那麼誰不願意把手中的土地流轉出去？如果土地流轉不在集體手中，那麼誰又能指望利益均沾？如果土地在集體手中又能實現效益最大化，那麼這種方式肯定就是最好的。有沒有這樣的一種方式？南街人告訴我們，這種方式並非不可以存在，它存在的合理性在於村莊意識的覺醒。南街人把陶行知的話“傻瓜種瓜，種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華”寫在中學的牆壁上，就是告訴這些將來主宰村莊的孩子們，唯有傻瓜精神才能救村莊，除此別無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