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至1949年10月）
第一節清朝晚期的河西教育
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借助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侵入中國，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王朝的統治遭到沉重打擊，社會危機加深，傳統的儒學與科舉也愈益暴露了它的“空疏無用”，被認為是造成“士不知恥，百官無能”的禍根。為了拯救危機，維護統治，統治階級中的“改革派”提出了革新教育，造就人才的思想與主張，使河西地區的教育事業發生了劇烈變化。
一、書院教育的衰敗與一度複興
中國的書院製度和書院教育，在唐宋之際盛行，明清兩代大盛，尤其是在清朝中葉特別昌盛。河西地區的書院在明清之際，遍及各府州縣。僅清朝中葉，張掖地區就有書院11所，武威縣有書院4所。書院在曆史上的重要作用是無可非議的。它是封建社會中“為讀書人講道論德之所”，也是國家“賴以造士”的主要場所。而且在講學論道之間，一般都采取了個別鑽研、互相問答與集體講解相結合的教育方法，以及注重師道尊嚴與以長帶幼的傳統。教學內容雖以沿襲儒學經籍為主，但亦間有議論時政之學。所有這些，對當時學術思想的發展和生徒士子的培養以及教育體製的改進等方麵都曾顯示過積極作用。但自鴉片戰爭之後，書院教育弊端日益顯露出來：一是書院教育變成了科舉考試的附庸，考試內容均以《四書》、《五經》詞句為主題，議論的範圍不能超越儒家經義，行文格式必須遵循一套僵化的固定格式，解釋經文必須依據朱熹《四書集注》等書。這種封閉性的考試製度，不僅堵塞了近代自然科學進人書院教育的通道，而且禁止評論時政，成了禁錮人們思想和阻止社會發展的桎梏。二是學生僅以膏火多寡分別學業優劣，而且均以攻讀經籍、善作文章而成名，既無專業區分，更無班級層次。所謂“人才”之成就，僅備封建王朝之佐使，並無應時應世之需求。三是教風士氣日趨敗壞，主事者不複講學，隻顧圖謀私利；為院長者，不問品學優劣而濫竽充數；為學者誌趣卑陋，往往遊閑滋事。教者失其所以教，學者失其所以學。考試時“挾卷嬉遊”，舞弊百出，或“隨意抄襲或請人搶替”。
由於書院教育弊端日益嚴重，導致各地書院學植荒落，生源枯竭，院舍坍塌而無人過問。如武威的雍涼書院久以頹坍荒廢，無人問津。民樂的天山書院、高台的健康書院、臨澤的蓼泉書院均於同治年間毀於兵燹，其中雖有重修者，但難複舊貌，多半難得複建。有的書院，因無人操勞而名存實亡，學生不到10名。書院教育已經進入了山窮水盡的窘境。
清政府在內憂外患，國勢日衰的窘境中，為改變封建教育的頹廢局麵，自道光十四年（1835年）至光緒初年，曾三令五申地“通諭告誡”，命令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興複書院”、“增設義學”並“通飭教官務當敬教勸學”、“嚴加整頓”。各地學官，對肄業童生“必須嚴加甄別，不得瞻徇情麵，濫行去取”；延請院長，“必須精擇品學兼優之士，不得徇情濫薦”；教學考核，“不準虛文了事”，凡徇私舞弊、敗壞士風者，“即行嚴參懲辦”。①但因其國事日衰，吏治敗壞，一般官員對清廷之屢次諭令，皆視若空文，但也有部分督撫官員積極呼籲，為圖振興，如陝甘總督左宗棠即遵循清政府的“諄切告誡之意”，采取措施，躬行實踐，使河西及甘肅教育一度出現複興局麵。左宗棠振興教育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重建府州縣書院，使處於衰退的書院再度複興，為此後由書院改辦學堂創造了條件；二是下令各府州縣興辦義學，招平民子弟入學；三是為保證正常的教學活動，下令占據書院和義學的駐軍一律撤出；四是倡議並出資刻印、頒發《四書》、《五經》等，以緩購書之難；五是奏準在蘭州設立貢院，與陝西分闈鄉試，解決了長期存在的甘肅士子應試難、中舉少的問題，受到了廣大學子的稱頌。左宗棠自隴東移駐蘭州後，一方麵不畏風險，動用軍需餉費，積極籌措公款，另一方麵他帶頭捐款，勸令官紳捐廉助學，設法維修故有書院，在這期間甘肅修複、新建書院56所，其中河西修複了民樂仰止書院、光四書院、高台健康書院、臨澤蓼泉書院、敦煌鳴沙書院等，新建了張掖南華書院、□得書院、山丹金華書院。同時左宗棠對義學教育特別重視。同治十三年，左宗棠下令甘肅各府州縣籌集資金，興辦義學、社學，尤其是指令回民聚居地區的地方有司和紳士、商賈捐助、籌集資金，以較優厚的待遇延請學識出眾的秀才為師，創辦回民義學，促使回民學童讀書。在這期間，甘肅新建重建義學156處，是原有義學社學的一倍以上。河西義學、社學也得到大的發展，僅武威城內就新建義學7所。
左宗棠在甘肅振興教育的舉措，雖然取得一些成就，使書院義學社學一度昌盛，但他倡辦複興的，主要還是儒學、書院、科舉，與當時社會進化的趨勢不甚吻合，所以當時教育出現“昌盛”，隻能是短暫的。當然，左宗棠倡導引進和學習“西學”、“西藝”教育的思想主張，對興辦近代企業，推行實業教育都有積極的意義。二、外國教會學校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