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生態”這一命名，可以追溯到自然科學中關於“生態學”的界定和人文科學中對於“生態”的廣泛使用，與此密切相關的是文學中“生態批評”的觀念和哲學中“生態哲學”的思想闡釋，而媒體界中媒介生態學的發展，更給我們為“電視生態批評”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借鑒。在這些相關理論背景下，提出了“電視文藝生態批評”這一範疇，並力求對其理論視野和範疇作出具體界定。
就電視文藝的批評研究而言，我們不能脫離開當代中國的具體語境。在我看來，當前的中國社會處於“現代”與“後現代”複雜交錯的話語環境中，轉型期、全球化、知識經濟、生態文明，中西文論互動的話語，共同編織成電視文藝與批評的大背景。應該說，在現代到後現代的過渡與交織中，以“生態批評”的方式來考察電視文藝的發展，具有獨特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值得媒體界關注。
所謂“電視文藝生態批評”，是指評論者吸收生態學的基本思想——生態哲學思想，借鑒已有的（文學研究領域）生態批評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以及與此相關的中西方文論資源，以與電視文藝相關的製作者、文本、受眾、電視文藝熱點問題與現象、電視文藝思潮、電視文藝的生產與消費活動等為研究對象，以電視文藝與其生存發展環境以及電視文藝與人、社會、文化之間相互關係為研究重點，通過對電視文藝所營造的“非自然”人文環境係統結構、功能、種類、行為等以一種係統、動態、差異、非線性思維方法的整體考察，重審電視文藝與現實世界中人的精神狀態、社會發展模式、人類文化之間的關係，努力推進電視文藝係統生態、自然生態、精神生態、社會生態、文化生態和諧發展從而推動電視文藝的創作與傳播實踐及其批評的發展的一種全新的文化批評方法。
第一節電視文藝生態批評的界定與思考
電視文藝生態批評作為當代一種新的批評方法，嚴格說來是屬於文化批評的方法範疇。文化批評作為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種方法，當然不可能一勞永逸、包治百病地對待文學現象，而是著重於采用係統和聯係的方法，將文學現象放置於相關文化背景之中進行觀照和研究，從而透過現象尋找規律，並對現象加以價值清理和判斷。電視文藝生態批評作為一種新的方法，從更寬廣深遠的人類文化、精神生態角度發現問題，為電視文藝現象提供一種新的文化反思和讀解方式，設立一種新的判斷尺度，豐富已有的批評方式，力求深入透視電視文藝現實存在的種種利弊。
談及“電視文藝生態批評”，不能不從這個概念的來源說起。對這一概念來源的探尋，有利於我們厘清“生態學”、“生態哲學”、“生態美學”、“生態批評”以及“電視文藝生態批評”諸概念之間的關係，並從中找到西方文論資源和中國古典文論資源的結合點，從而在現有“生態批評”界定上更好生發與建構電視文藝生態批評理論。
需要說明的是，“生態”研究在當今與前幾年的“文化”研究一樣，成了一門顯學而過於寬泛地運用。但本書采用的“電視文藝生態批評”概念中，“生態”一詞並不是基於簡單的比喻意義，而是基於中西方豐富的學理資源，從深層的理論體係的架構上加以借鑒。
一、生態學及其人文轉向
構成本書核心概念的“電視文藝生態批評”這一複合概念中，關鍵性的單一概念是“生態”一詞。這個概念在當前的社會生活各個層麵和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均常常被借用，但含義並不相同。當我們將“生態”一詞引入到電視文藝批評中來的時候，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對於“生態”一詞內涵與外延的理解。
要理解“生態”一詞的本義，我們有必要首先回到“生態學”領域來考察。
“生態學”（Ecology）作為一個學科名詞，是由德國生物學家E.海克爾（Ernst Haeckel 1834～1919）於1866年在其所著《普通生物形態學》一書中創立。經過140多年的曲折發展曆程，生態學從生物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發展成為一門綜合性科學，其內涵和外延都關係有了變化，生態學的定義也不再局限於當初“生態學是研究生物‘住所’的科學”這一經典的涵義，結合近代生態學發展動向，歸納各種觀點，可將生態學定義為：生態學是研究生物的生存條件、生物及其群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其目的是指導人與生物圈（即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美國生態學家奧德姆（EugenePleasantsOdum）在1997年出版的《生態學——科學與社會的橋梁》一書中，稱生態學是一門聯結生命、環境和人類社會的有關可持續發展的係統科學。生態學在促進科學進步、環境保護、全球持續發展等方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1987年發表的劃時代文獻《我們共同的未來》中認為：“生態學是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