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態哲學的理論資源
與生態思想、生態智慧密切相連的學科，是“生態哲學”（ecophilosophy）。
生態哲學產生於人們對當代生態危機的哲學反思，以及生態學發展的理論概括。對環境問題的哲學思考促進了生態哲學的產生。隨著人類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矛盾的日益尖銳化，以及這一矛盾給人類生存造成的危機和由此產生的解決危機的願望，生態學在全球迅速發展與深化，其研究重心也轉移到對人類實踐活動下的全球生態環境及其變化的研究。當生態學發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問題的研究層次時，就已經具有了需要從哲學層麵認知的意義，它已經形成了人們認識世界的理論視野和思維方式，具有了世界觀、倫理觀和價值觀的性質。餘謀昌在《生態哲學》一書中稱“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哲學方向、新的世界觀、新的方法論、新的價值觀、新的自然觀。”
這種新的哲學方向賴以產生的直接基礎，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和當代環保運動的推動。因此，生態哲學是在哲學層麵上對人與自然關係的一次重新審視。
地球生命經曆了漫長的自然演化史，人類很晚才出現在自然的舞台上。但相對於其它地球物種，人類的特別之處在於不僅在很短的時間裏學會了適應環境，而且還極大地改變了地球環境。人類從自然環境中獲取物質資源，人與自然的關係隨著經濟和生產的發展而不斷演變——隨著自身對自然的控製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逐漸將自己看作自然的主人，而將自然看作自己掠奪的對象，在自我中心的人類視野中，人類文明的曆史漸漸取代了自然演化的曆史。
如果以文字的出現為標誌，人類文明大約經曆了六千年的發展。縱觀人與自然關係發展的曆史和未來，有學者提出可以根據人類生產實踐的不同水準，將人類曆史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原始狩獵采集時代，第二階段是農牧業文明時代，第三階段是工業文明時代，第四階段是我們企盼的生態文明時代。從工業文明時代向生態文明時代過渡，是當今人類社會的大趨勢。不同時代的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在摩爾根所謂的“蒙昧時期”，自然是巨大而神秘的異己力量，人類對自然充滿著敬畏和神秘感；在歐洲的中世紀，歐洲人認為自然是上帝的造物，可以被人類認識並利用；自近代科學建立以後，科學技術被運用於社會生產過程，人的力量空前增大，“科學萬能”的觀念產生，這一觀念出自近代機械論世界觀勃興時期對科學技術無限信賴的唯科學主義思潮——它認為人類在征服和改造自然方麵，沒有科學技術解決不了的難題。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人與自然的關係正處於新的變化階段。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過程的推進，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改變和破壞也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了全球性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人類正麵臨日益嚴重的生存環境威脅：毒霧與酸雨，臭氧層的損耗，溫室效應，生物多樣性日趨減弱，等等。在眼下這個世紀交替的時刻，人類能否繼續生存下去的問題，已經由嚴峻的生態危機形勢刻不容緩地提了出來。人類迫切需要一種真正的生存智慧——生態智慧，它由研究生物與環境關係的生態學，向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普遍關係擴展而形成。
生態哲學最直接的理論資源，來自於20世紀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在環境問題上的人文成果（不是技術成果），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西方關於環境倫理和自然哲學發展的曆史：
第一階段：環境倫理意識的萌發階段（19C中葉－1930年代）。
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G.P.馬什（G.P.Marsh，1801～1882）的《人與自然》，梭羅（H.D.Thoereau，1817～1862）的《瓦爾登湖》，J·繆爾（John Muir，1838～1914）的《夏日走過山間》和《我們的國家公園》，史懷澤（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學。他們思想的特點是帶有尊崇原始自然和返樸歸真的傾向，開啟了對自然之倫理感情和意識的先河，並認為，生命意誌是普遍平等的，道德就是對一切生物的無限廣大的責任。
第二階段，大地倫理和環境道德觀（或環境價值觀）的提出階段（1930年代－1960年代）。
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有福格特（William Vogt）和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等。美國生態經濟學者福格特在《生存之路》（1948）中提出了一套人類生存哲學，包括人口倫理思想。被稱為“現代環境倫理學之父”和“先知”的美國學者利奧波德在《沙郡年記》中首次提出了“大地倫理”觀念，標誌著人與自然環境進入倫理學的公正視野的正式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