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生態智慧產生於古代農業社會；西方生態思想產生於近現代工業社會。盡管兩種生態智慧和思想產生在不同的時代和知識背景前提下，最終卻彙集在一起。東、西方生態智慧和生態思想的源泉，共同承擔起思考所有文化文明的曆史責任。
西方返觀東方生態智慧，並不是放棄已有的生態思想和文化形態和已經取得的人類物質文明成果。而是從東方智慧的成果和西方生態思想批判著手，去透視未來生態世界和諧之路。尋找遠古東方民族生態智慧更高的生存境界，也同時借助這一智慧超越當代生態危機和困境。這種曆史發展的境遇的差異，以及生態思想資源的相遇，就是要求摒棄西方科學技術理性中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回歸到東方生態智慧中的生態整體主義中來，解決全球化生態危機的問題。
三、生態批評的內在意義
“生態批評”（ecocriticism）是西方最新出現的一種文化批評潮流，自20世紀70－80年代在美英出現，1990年代至今發展迅速，在不少國家的文化研究領域產生了一定影響。從字麵上看，生態批評混合使用了生態學、環境論和文學術語，但從整體來看，生態批評裏的自然科學成分並不突出。克洛伯爾在《生態批評：浪漫的想象與生態意識》（1994年）一文中對這一點有明確論述。他說：“生態批評並非將生態學、生物化學、數學研究方法或任何其它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用於文學分析。它隻不過是將生態哲學最基本的觀念引入文學批評。”生態批評家主要吸取的是生態學的基本思想——生態哲學思想。生態哲學是生態文學批評的理論起點和依據。
20世紀中期，地球自然生態和人類精神生態呈現出重重危機所引發西方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思和自省，構成了生態批評產生的理論背景。大多數學者比較認同美國生態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Cheryll Glotfelty）對生態批評的定義：“生態批評是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係的批評。”因此有學者也將“生態批評”稱為“文學與環境研究”（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自然領域發生的危機，有其深刻的人文領域的根源，生態批評的責任是努力推進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在一個統一的地球生物圈內的互動。生態批評是一種文化批評，其主要任務就是通過文學來重審人類文化，探索人類思想、文化、社會發展模式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如何導致環境的惡化和生態的危機。生態批評就是要“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誠如喬納森·萊文（Jonathan Levin）認為的那樣：“我們的社會文化的所有方麵，共同決定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獨一無二的方式。不研究這些，我們便無法深刻認識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而隻能表達一些膚淺的憂慮。……因此，在研究文學如何表現自然之外，我們還必須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決定著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和生存於自然環境裏的行為的社會文化因素，並將這種分析與文學研究結合起來。”美國生態思想研究者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也明確認為：“我們今天所麵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係統自身，而在於我們的文化係統。要度過這一危機，必須盡可能清楚地理解我們的文化對自然的影響。……研究生態與文化關係的曆史學家、文學批評家、人類學家和哲學家雖然不能直接推動文化變革，但卻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而這種理解恰恰是文化變革的前提。”
文本視野的拓寬、解讀方法的豐富，我們對於生態批評的認識也在不斷展開。回顧“生態批評”在國內外的發展曆程，我們看到對於“生態批評”，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理解。
生態批評研究最初的側重點是研究自然與環境是怎樣在文學作品中被表達的，或者把重點放在努力弘揚長期被忽視的描寫自然的文學作品上，這一時期生態批評關注文本，核心內容是人類如何觀察或經驗以野性、偏遠為特征的自然世界。批評家最為讚賞梭羅作品為代表的“自然寫作”——將對自然的科學觀察、個人對自然的經驗和自我心理分析等內容融為一體的非虛構作品，注重自然的內在價值和精神意義。但是生態批評關注的對象，絕不應僅僅局限於“環境文學”、“自然寫作”的狹小範圍內。如果把這一部分當作生態批評單一的研究範圍，就會限製它與更廣闊文學領域和與整個世界的交流，而這是背離生態批評宗旨的。國內對生態批評的某些介紹，也存在著這樣的弊端，過於強調自然寫作研究的重要地位，容易使人對生態批評研究的對象產生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