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有學者提到：“近20年來，中國電視文化在堅持民族走向、弘揚民族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無論是在欄目和節目的內容構成上還是形式上，都較好地處理了大眾文化和提高性文化、外國文化和民族文化、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的關係。特別是在嚴肅藝術和民族藝術處於低穀，備受大眾文化衝擊時，電視特別給予關注，起到了扶持、協助和鼓舞民族藝術、嚴肅藝術的積極作用。但是，也並非沒有問題，忽視民族文化和民族藝術的現象還是存在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電視還未能把堅持電視文化的民族走向、弘揚民族文化上升到關係著民族精神和民族靈魂建設的高度上來。”[劉炘著《電視重構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
另一位學者則對商業化大潮中的電視文藝表示了這樣的擔心：與商業合謀的電視文藝，對其傳播的“文藝”種類選擇，常常局限於能夠被商品化的一部分職業化舞台藝術，而將真正的民間藝術、大部分少數民族藝術、發展中國家與民族的藝術等排斥在外，形成少數人對多數人的藝術話語權壟斷。在多民族、多階層文化的藝術話語多元並存的中國，電視文藝所著重傳播的僅僅是其中少數部分，這樣的結果是被排斥於傳播之外的各民族和階層，將因自己藝術文化傳承的斷裂，而被放逐到社會精神生活的邊緣，失去其文化的內部認同與自信，進而導致其社會與文化的解體，傳統文化藝術資源的喪失，將導致未來中國人的文化能力整體衰退，成為馬爾庫塞所稱的“單向度的人”。[參照何曉兵《講一點真實的故事――關於電視文藝紀錄片的使命與命運》，載《現代傳播》2001年第2期。]
在計劃與市場兩股力量的張力下，隨著電視傳播麵的擴大、頻道之間激烈的競爭、電視傳播觀念的變化，電視文藝對文化生態的關係也在發生著劇烈的改變，具體表現為一方麵強化著某種文化形式，一方麵建構著新的文化生態。主動“強化”的一麵主要表現為計劃經濟中自上而下的宣傳、教化、喉舌功能，比如配合重大節日的晚會、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主旋律題材電視劇等等；無意中“建構”的一麵主要表現為商業利益驅動下的各種東西南北風，如娛樂風、戲說風、青春偶像劇熱等。目前來看，加強對於電視文藝市場的有效規範與引導，對於促進電視文藝健康良性發展非常迫切。
對此，學者們的看法值得重視。“相比於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電視文化生態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了結構性的轉型。簡而言之，即在整個電視文化生態格局中，主導性的文化話語由20世紀80年代的嚴肅文化話語轉型為了20世紀90年代的大眾文化話語。”[劉雲《試論中國電視文化生態的轉型——以浙江電視業為個案》，載中華傳媒網站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今天我們這裏麵臨的卻是主導文化（主旋律文化）、大眾文化（通俗文化、娛樂文化）、高雅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麵。以電視劇發展為例：在中國電視劇史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體現政府意誌的主流文化電視劇，20世紀七、八十年代多是表現知識分子曆史反思精神的精英文化電視劇，而20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後，主流文化電視劇（如主旋律作品）、精英文化電視劇（如《圍城》、《一地雞毛》、《雍正王朝》等）與大眾文化電視劇（如《還珠格格》等則同時並存。還有一部分作品則體現了三種文化形態的有機融合，如《渴望》、《北京人在紐約》、《牽手》——這應該是中國電視劇發展的方向。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不同時代電視劇的不同文化表現，強化了不同時代的文化生態。[黃力之曾把審美文化主體的分化的基本格局界定為：“原來大一統的文化模式分化為三個板塊，即代表黨和政府意誌的主流意識形態文化，代表知識分子特別是一部分人文知識分子意誌及審美要求的文人文化，代表一般市民意誌及審美要求的市民文化。”見黃力之著《中國話語：當代審美文化史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有學者認為，未來中國電視文化環境中最大的問題有兩個。第一是如果國家政府維持對於電視文化的強權式的管製，會削弱了民間的文化創新活力。同時如果片麵地追求市場效益，會導致整體文化藝術品質的下降。至少目前電影放映市場依靠進口好萊塢大片實現行業利潤目標，就不是一個好的兆頭。第二是受眾的文化接受心理，形成對外來文化產品的情感傾斜，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更是如此。電視文化市場的競爭，表麵上看，是經濟的競爭。事實上，是文化的競爭。電視節目傳達信息，其中包括特定的文化價值觀念。持續消費某種電視文化產品，自然建構起相應的文化認同。在即將到來的電視文化的戰國時代，出現混雜的文化認同將不會是奇怪的或個別的現象。均質劃一的文化意識形態，將更趨向於多元。但是，充分利用現有的強大的國家機器，利用豐厚的民族文化遺產，確立主流文化認同是極其必要的。這種主流文化認同，不是由單純的政治權力所能建立的。我們今天看到國家權力機構已經充分意識到，通過電視媒體建構國家民族認同的必要性。遺憾的是，這種文化建構，還處在相當粗糙的準交感文化的傳播方式水平。這種文化宣傳和民眾特別是青年一代的接受心理有相當的距離。新時代的文化認同必須是建立在公民自主意識的覺醒、理性反思能力的成熟的基礎之上。它隻能是一種多樣化、開放性、廣泛交流和充分寬容的文化精神複興的自然結果。[吳予敏《變革中的中國電視體製和電視文化》，載《南方電視學刊》200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