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化生態的考察可供借鑒的理論資源非常豐富，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大眾傳媒批判理論，伯明翰學派關於文化研究的相關成果是國內電視文化批評一直以來重要的理論依據；賽義德對東方主義的關注、博德利亞的電視批評、布爾迪厄的電視批評、波茲曼的媒介文化批評、丹尼爾·貝爾的批判性傳播觀我們應該進一步重點加以借鑒；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媒介帝國主義、媒介生態學等相關理論方法我們應該加以有效吸收。除此而外，當代文化研究大家，法國當代的思想家、社會學家和文化理論批評家布迪厄關於文化的“場域理論”，反對一切二元對立，倡導多元化的文化取向，強調應該張揚文化相對主義等理論成果也應該在我們進行電視文藝文化生態時進行合理借鑒。
在我們反省我們目前的電視文化危機以及這種危機產生的社會根源的時候，我們應該意識到“媒介文化研究的意義當然不僅僅體現在課堂上，體現在那些壁壘森嚴的學術殿堂中，同時也體現在我們對文化現實的關懷之情中”。[參照尹鴻《媒介文化研究：知識分子的發言場域》，載《尹鴻自選集——媒介圖景·中國影像》，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版。]我們看到在目前國內的電視研究中，這方麵的成果逐步並深入加以運用到相關電視批評中來。如何借助於對本土文化的分析和思考，使外來的媒介、文化研究的概念和方法獲得本土的合理性成為當下媒介文化研究必須麵對的挑戰。從全球背景來說，中國是一個在後殖民處境中的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特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雙重力量複雜地作用於媒介、文化，我們在分析媒介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的時候，顯然會發現中國媒介文化是一個比西方國家更加充滿矛盾、變異、衝突、曖昧的文化空間”；中國的“大眾”遠遠比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大眾”所包含的意義要複雜，所有這一切，都使“大眾”、“大眾文化”、“大眾媒介”、“主流意識形態”、“霸權文化”、“文化工業”、“文化消費”、“文化認同”、“媒介專製”、“媒介民主”、“媒介多元化”等媒介文化研究的關鍵詞麵對著被創造性闡釋和改造的必要性。“否則，當我們抽象地借用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批判的理論來反觀中國的大眾傳媒的時候，就會完全否定大眾傳媒在中國所具有的民主意義；當我們照搬西方的種族、性別、族裔、社群認同理論來分析中國傳媒的文化意義時，也會抹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階段的特殊性；當我們借用西方的後殖民主義、第三世界理論來看待我們自己的媒介文化的時候，也往往會陷入同樣的後殖民主義的學術誤區；當我們用自由主義的理論來肯定消費媒介文化的發展時，又很難看到中國消費文化對於中國目前改革現實的消極性社會作用……。”[參照尹鴻《媒介文化研究：知識分子的發言場域》，載《尹鴻自選集——媒介圖景·中國影像》，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版。]
四、電視文藝文化生態批評例析
案例1：戲說風對於電視文藝文化生態的侵蝕
電視文化生態處在一個動態的變化係統之中，隨著電視傳播和製作的社會環境、媒體環境以及人們對待電視文藝的創作、評價觀念的變化而變化，而在某一的時期，又顯得相對固定。
以20世紀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電視劇的發展為例，伴隨著電視劇市場化道路，電視劇製作公司各顯神通，屏幕上刮起了一陣陣通俗劇的流行風：室內劇、平民劇、警匪劇、言情劇、武俠劇、戲說劇、青春偶像劇。一方麵表現出電視文化多元化的良好勢頭，也出現了不少精品之作，一方麵片麵追求收視率、盲目跟風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尤其是戲說劇引起了理論界廣泛的關注。
不知從何時開始，“戲說”成為熒屏上一道耀眼的風景。打開各種報刊，對這種“戲說”的評論很明顯地劃分為兩個階段。先是一古腦地批評，說這些電視人是篡改曆史的罪人；後是為這股“戲說”風的存在找尋依據，主要觀點可以總結為“戲說”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什麼“現實的題材太敏感”呀，什麼“借古可以諷今”呀，什麼“藝術創作應該允許藝術家虛構、發揮”呀，最終的結論是對其批評沒有多少意義，還是順其自然吧。美學大師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認為：無論是詩歌、小說，還是音樂、繪畫，各種藝術形式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也能轉移民族習性。它能激發民族精神，也能使民族精神趨於消沉。電視文藝作品也是這樣，所以我們還是應該以更加理性的態度慎重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