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概念，表示的是關於人的生存意義、生存理想、終極價值的思想與關於人的謀生手段、謀生工具、科技知識的思想二者的關係。在文藝複興、宗教改革時期，理性大師重道德倫理，到了17、18世紀，西方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之後，人的價值和尊嚴得到了凸顯，工具理性得到了高揚，作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馬克思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頁。]開始出現。他們積極探索和開發自然，發展科技，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財富，推動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理性主義的精神隨著工業革命的突飛猛進，隨著技術對自然界的摧枯拉朽的征服，它終於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新的神話。“工具理性”在二十世紀高奏凱歌，成績輝煌，不可否認它帶來了很多好的方麵：科技發展、生產力進步，物質生活日益發達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富庶與方便。工具理性加速了世界的“祛魅”過程。不會有人相信這個世界上存在著某種對人類生活環境起支配作用的神秘的、難以捉摸的力量，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比以往任何時候變得更加明白，行為更為理性化，對自然和社會的控製更加有效，人類的生活也更為便捷與寬裕。然而工具理性所帶來的災難也駭人聽聞，生態破壞，道德淪喪，世界充滿戰爭和犯罪，不僅造成了信仰的失落，而且也造成了人生存在意義的喪失。我們的知識越多，便越發現這個世界並沒有什麼統一的客觀的目的與意義，人們陷入了人的價值迷惑和文化選擇的困境。二十世紀短短的一百年間的災難超過了人類上下五千年。工具理性使人類肉體和心靈受到了極大震撼，人變成異化的非人，變成偌大機器上一個小小的零件。在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和價值問題逐漸遊離於人們關注的視野之外，並無可挽回地走向邊緣，這使得人文精神日益淡化。人的精神生活顯現出貧乏性，人們喪失心性、真誠、信念、理想、正義，導致了社會文化結構的深層危機。韋伯曾經說過：“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德]馬克斯·韋伯1864～1920Max Weber社會學家、哲學家，著《學術與政治》，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8頁。]工具理性下技術社會中的超效率原則所帶來的殘酷缺陷就是一個價值缺損、意義失落和文化選擇陷入困境的時代。隨著現代化的迅猛發展，特別是隨著一係列嚴峻的社會問題（如兩次世界大戰）和自然問題（如生態惡化）日益逼近，這種平衡性的思潮也隨之發生越來越強勁、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力。在福柯“人死了”、德裏達“主體死了”、利奧塔“知識分子死了”的言論中，那種整體性的哲學，那種樂觀的理想主義思想不複存在，主體僅僅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世界不再是“清新高雅”大寫的“人”的世界，而是一個俗人的世界，一個非主體的世界，世界之中的“人”也隻不過抽空了人的主體內容，而隻徒有人的有限形式而已。
在西方思想史上，理性的命運可以說是曆經坎坷，在經曆了中世紀的宗教統治之後，被啟蒙運動解放的工具理性受到了宗教人文主義、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思潮、後現代思想家們的激烈批判，他們的矛頭正是針對著科技和商業高度發展所導致的“物”的泛濫和“人”的異化而展開批判。
盡管現代化運動是以人權與富裕為涵義的，但許多人卻認為現代化理論的實際後果是生態危機與西方中心主義。人們對現代化的批判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方麵，現代化使人類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更能創造生物的生存基礎，同時又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更能破壞它。現代化推動著人類朝著毀滅自己的方向行進。另一方麵，現代化不僅耗盡了人類的自然資源，而且也“耗盡了”其道德資源。現代化通過誘導個人主義的極度膨脹而毒害了人類的整體意識。所以在西方世界便出現了以共同體主義者為代表的保守派有關複歸傳統、撥回曆史時鍾的呼籲，其核心內容就在於扭轉現代化的這種以自然與道德的“終結”為後果的“盲目的”自我演進的狀況，使人類有可能在一個可生存的生態環境中“尊嚴地”得以延續。[參考甘紹平《應用倫理學前沿問題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