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轉型期的中國人既麵臨著空前的發展機遇，同時又麵對著巨大的生存挑戰。無論是積極地追求發展，還是被動地適應生存，這兩者都會對中國人在價值取向上的變化產生直接而又深遠的影響。伴隨著轉型期社會結構的解構和重構過程的是中國人在價值體係和人格體係上的解構和重構過程。在今天，舊的信仰體係（極“左”的政治狂熱）已經消散；新的信仰體係（理性和“科學”的終極價值目標）在許多人身上又尚未建立。“這種真空狀態造成了一係列社會和教育上的病態。信仰在轉型期的解構，造成了一部分中國人的信仰呈現真空狀態，使各種拜物教和泛神教乘虛而入，引發了體製內、體製外的叛逆傾向，它表現為高級幹部的腐敗墮落、群體犯罪、法人犯罪和民心、民魂的離散。”[夏學鑾《中國人價值重構規律和心理承受能力研究》，載《中國改革》2001年第6期。]夏學鑾將中國人作了這樣的劃分：“一般而言，由原結構狀態所決定的是傳統的中國人，由重構狀態所決定的是現代的中國人，由解構狀態所決定的是中間的中國人。由於目前中國社會許多領域正處於解構與重構狀態，因此大部分中國人是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或者說轉型期的中國人是矛盾的中國人，是掙紮在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間、理想信仰和世俗行為之間、理性和感性之間、生存發展和尊嚴保持之間，難以作出正確選擇的人類。”“轉型期的中國人價值取向的變化呈現五種趨勢：從傳統價值向現代價值的轉變，從他人導向向自我導向的轉變，從義務導向向利益導向的轉變，從集體取向向個人取向的轉變，和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變。”[夏學鑾《中國人價值重構規律和心理承受能力研究》，載《中國改革》2001年第6期。]
與此相應值得關注的事件是20世紀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從1989年“六四”風波，到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重新開始“市場經濟改革”，這一連串事件，在整個中國當代曆史上劃出了一道非常明顯的界限。同樣，它也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曆程中劃出了一條非常清楚的界限。在這之前，差不多整個1980年代，中國的知識群體絕大多數人都相信，存在著一個曆史不斷進步的規律，其具體體現就是現代化。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包括大部分自然科學學者）一直是在為現代化搖旗呐喊的。可是，經過了“六四”風波，又經過了國際、國內那段時間的其他重大的曆史事件的震蕩，至少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裏麵，在知識分子圈中，1980年代的那種樂觀和自信迅速崩潰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困惑。[王曉明《人文精神討論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2003年11月於上海。]針對人文精神的討論實際上針對的是市場經濟大潮下實利主義的泛濫、理想的泯滅而開展的，“其批判的矛頭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學者和文學藝術家，所抨擊的往往是中國的人文學界和人文領域裏人文精神的失落。”[吳國盛著《科學與人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當時中國的文化處在嚴重的危機當中，作為這個危機的一個重要的方麵，當代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精神狀況普遍不良，人格萎縮、批判精神消失，藝術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維方式的簡單和機械，文學藝術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匱乏。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從知識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麵看，主要問題就是喪失了對個人、人類和世界的存在意義的把握，也就是說在基本的價值觀念方麵自己沒有基本的確信。這種精神狀況的惡化，絕不僅僅是以知識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釋的，它背後有深刻的社會和曆史原因，也不僅僅是在15年的改革當中才發生的，它其實是與中國整個現代的曆史過程密切相關。[王曉明《人文精神討論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2003年11月於上海。]
“人文精神”討論的一大結果，就是促使知識分子將注意力轉向對當代中國社會真實狀態的研究。他們發現那些我們用慣了的、主要是在1980年代獲得的概念，特別是那些兩兩對立的概念，什麼傳統與現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雖然不能說完全無效，但確實不同程度地喪失了大部分有效性，不能再靠這些概念來解釋社會、解釋現實。[王曉明《人文精神討論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2003年11月於上海。]“人文精神”討論打開了一個另外的空間，一個討論生存的意義、價值、倫理和精神信仰的空間。在今天，我們不但需要合理的製度，也需要能與這合理的製度相適應的精神上的某種根據。如果人的精神和心理狀態不斷惡化，再好的製度也建立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