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政務報道角度上近上遠下
黨報肩負著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重大使命，作為地方黨報同時還要宣傳地方黨委的決策部署，為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宣傳和指導，永遠是黨報的主功能。也是黨報的權威性所在。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很多同誌仍把黨報宣傳、指導功能簡單地理解為上傳下達的傳聲筒：上麵一個政策出台，馬上不加理解地下去找材料，以印證政策的正確性。……甚至幹脆照搬照抄文件、決議，照登領導講話。這完全是一種圖解式的、被動的宣傳”。[林暉：《未完成的曆史——中國新聞改革前沿》，149頁，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在我看來，出現這種狀況的一個主要原因，還是采編者在報道角度的選擇上和老百姓“視點”錯位所致。黨和政府的各種“政務”活動，包括一些政策出台、工作部署等，都直接或間接地關係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老百姓是關心政務報道的。關心這些“政務”出台的背景、過程、影響及意義，關心這些“政務”能否給自己帶來實惠。政務報道不貼近實際，勢必空洞無物，甚至背離事實；不貼近生活，勢必生硬枯燥，甚至脫離生活實際；不貼近群眾，勢必束之高閣，甚至變成無本之木。一些黨報改革政務報道的實踐充分證明，政務報道完全可以“三貼近”，完全可以有很強的親和力的。
（二）在災難性報道中近上遠下
在一些災難性報道中，一些黨報的報道重點也往往和讀者的企望不一致，把著力點放在對受害人身上不夠，缺乏應有的人文關懷，親和力弱化。甚至變災難為凱歌，不惜筆墨地歌頌領導在百忙之中親臨現場，親自指揮，親切安撫，“從‘發生災難——全力以赴——政府出麵——安撫賠錢’，似乎已經成了災難事件的報道模式。政府安撫賠錢後，這起事件就好像圓滿劃上了句號，很少有媒體追蹤受害人及其家屬以後的生活狀況了”。[安靜：《中國報紙災難性報道之“怪現狀”》，載《新聞知識》，2005.11。]2004年11月21日8時20分，從包頭飛往上海的航班起飛後墜毀，造成機上53人和地麵2人共55人死亡的慘劇。有人對空難處理期間的11月21日至11月30日的北京、上海、成都6家報紙的報道進行了對比分析，得出的結論是黨報是站在政府的立場，用宏觀的視角來組織報道的，而對讀者關心的遇難者及其家屬的情況則體現不足，甚至讓讀者疑其有虛假成份。[周鐵菊：《淺析平麵媒體對危機事件報道視角的差異——以包頭空難的報道為例》，載《新聞知識》，2005.2。]應該說，作為黨報所采取的基本立場和視角是正確的，報道的內容也是讀者所關心的。黨報，就是黨報，無論做哪方麵報道，都是有別於非黨報的。但是如果在災難事件報道中，隻表現政府對事件的關注，對民眾的負責，而對讀者所關注的遇難者情況卻“沒有體現”，則是一種缺少親和力的表現。有研究者提出重大災害報道的議程設置應符合“生態型”報道方式的原則很能給人以啟發：一是在“量”上，既不能“適語”，也不能“失控”，要把握好“度”的平衡；二是在“質”上，要把握“誠信”和“人文”原則。要做到真實、客觀，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要帶領公眾不僅僅關注事件本身，更關注受害者的命運，宣揚其中的人性美。更不能漏掉的是要做好反思性報道，要將災害事件的過程、原因、影響等深度信息分析給受眾，以指導上下都能引以為戒，防患於未然。[仇耀耀：《重大災害報道的議程設置》，載《當代傳播》，2005.6。]
（三）在對“下”的報道中也是近上遠下
在黨報中也有一些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報道。但一些黨報在這類報道中也忘不了近上遠下，常常把普通百姓當作在“上”的關心幫助下的“配角”。方曉紅、賈冰認為：[方曉紅賈冰：《論人民日報“農民形象”塑造》，載《新聞界》，2005.4。]農民在“農民報道”中，應是當之無愧的主角，但有的報紙在農民報道中，農民以絕對主角的身份出現在報道中的情況並不多，倒是被有意無意地配角化了，具體表現為三多三少：被動引導多，主觀能動少；黨政幹部多，普通農民少；經驗技術多，觀念變革少，連最基本最常規的生產活動中，都少不了作為主角出現的“引導者”的形象。農民出場時，作為主角的機率很小，往往扮演著被引導和受幫扶的角色。黨報適當反映黨和各級政府對農民的指導本無可厚非，實際情況也基本如此，但超過一定的比例，農民就被定位成缺少主觀能動性，缺乏獨立自主性的群體。在眾多的“引導者”中，黨政幹部尤其多。在農民生產活動的報道中，黨政幹部成為主角，他們的智慧和才能給落後的農民帶來了幸福，農民僅僅隻是作為襯托他們的業績而被報道。黨政幹部的工作成績需要給予有定和表彰，但一報道農民，就忘不了給黨政幹部臉上貼金的做法，實際上對上有親和力，對下則放棄了親和力。當然，有些報道也塑造了一些農民新形象，但隻是偏少，和前者相比影響力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