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群體”是一個分析現代社會的經濟利益分配和社會權力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會結構不協調，不合理的一個核心概念。它是社會學、政治學、公共政策研究領域的一個核心概念。按照國際社會學界達成的基本共識，社會弱勢群體被界定為“由於某些障礙及缺乏經濟、政治和社會機會，而在社會上處於不利地位的人群”。其成因可能是身體方麵的，如殘疾人、老人、婦女和兒童等；可能是社會製度安排方麵的，如失業和貧困人口等。有些弱勢群體，在多數情況下，實際上沒有內部的組織化，並未形成真正的群體，而隻是處於相同境遇的人口的一個集合。[汪凱：《轉型中國：媒體、民意與公共政策》，131頁，複旦大學出版社，2005。]在2002年的全國人大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弱勢群體”這一概念，要求“對弱勢群體給予特殊的就業援助”。這是在當代中國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現“弱勢群體”的稱謂。按照一些社會學家的估計：如果將農民工、經濟結構調整進程中出現的失業和下崗職工、城鄉貧困人口、殘疾人、災難中的求助者等各類處於弱勢地位的人口加總，然後再扣除重疊部分（如貧困人口中有失業、下崗職工和農民工等）和非弱勢人口（如下崗職工、殘疾人、農民工等中間的自強自立者），我國目前的弱勢群體規模在1.4億——1.8億人左右，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1%——14%。[汪凱：《轉型中國：媒體、民意與公共政策》，133頁，複旦大學出版社，2005。]對這個總體數字的分類表述上，作者講明“據農業部統計：2001年中國有7800萬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6.3%”。顯然作者發布的總數是2001年的統計結果。而這幾年，弱勢群體的總數又在不斷擴大。“2003年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社會藍皮書》表明：到2002年11月，外出務工的農村流動人口已經超過9000萬，按照十五規劃，到2005年，還將有大約4000萬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向城鎮或非農產業。”[周茂川：《關注農民工——一個全新的報道領域》，載《新聞戰線》，2004.3。]筆者撰寫此文時間是2005年12月，可見，現在農民工的數量已遠遠超出了9000萬。
麵對這樣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以踐行“三個代表”為己任的黨報在對他們的“親和”上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明顯地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如何做好對弱勢群體的報道，如何為他們服務，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缺少全麵的報道
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態，有許多值得關注的方麵。以農民工為例，從農民到農民工的轉化，農民工會遇到一係列難題：城市管理中亂收費問題、勞動安全問題、生存環境問題、健康問題、子女就學問題、夫妻分居問題、社會保障問題、法律糾紛問題等等。都需要黨報予以關注、關愛。但現在的報道中，一般都是隨季節性變化而重點關注年底的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九月份的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關注是正確的，但是對其它問題也應當同樣給予充分地關注。要站在農民工的立場上，將他們的苦楚和難處向公眾發布、向黨和政府建言，以有利於黨和政府從政策層麵上幫助農民工解決實際問題，以利於城市人群對農民工的理解和認同。
（二）缺少本質的挖掘
對弱勢群體的報道，基本上還是停留在表象描述的淺層次上，不大願意用深度報道的形式，透過現象挖掘其本質所在。如對農民工跳樓以死抗爭的問題，一些報道往往將其原因歸咎於農民工的愚昧無知，包工頭的喪盡天良，而很少去挖掘事件背後的社會根源、製度根源等。
（三）缺少平等的描述
在對弱勢群體的報道中往往把弱勢群體描述成接受引導的愚昧者，接受施舍的下賤人，而不惜筆墨地將政府官員等塑造成黨和政府的化身、大恩人。這實質上反映出了新聞采寫者的媚上歧下心態。有些受援者就提出不希望報道。在很多有關農民工拿回所欠工資的報道，一些報紙常用農民工喜滋滋數錢的鏡頭來報道，已受到讀者尤其是網民所詬病。“這樣的作秀不但有損新聞的真實性，而且不能真正地做到為弱勢群體謀利益的立場，也無法真正地體驗農民工的心聲”。[楊敦顯：《媒介傳播和農民工利益表達》，載《當代傳播》，2005.6。]就在筆者撰寫此部分內容時，在一大學校園閱報欄看到2006年1月8日的某省級黨報頭版上發表的該報記者拍攝的一幅照片：一身著白色羽絨服，身披紅色綬帶的美麗少女，一手端一個一次性的塑料碗，一手持一柄一次性的塑料小湯勺，正在給一位身著棉大衣，頭戴紅色安全帽的年輕工人喂粥喝，喝粥的年輕工人在寒冷中張著嘴接受喂粥，邊上有三位頭戴黃色安全帽的工人在微笑著觀望。說明詞寫道：“昨天是臘八節，一大早，某中心小學百餘名師生為某塌陷事故現場搶險施工工地的一線工人叔叔送上他們親手熬製的臘八粥和熱騰騰的餃子，以表達少先隊員的祝福心意。”我身邊的一位閱報者說：“這不是拿著窮工人當猴耍麼！”可見，黨報上出現的這種缺少平等描述的現象已引起讀者的反感。同時，我覺得這篇報道對采訪對象——那些農民工尤其是少先隊員們也會產生很大的負麵引導，引導他們怎樣去策劃作秀、擺拍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