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發生的這樁刺殺案，無論從時間、地點或被刺殺的對象來說，可稱之是一宗世界級的“特大政治謀殺”，刺客就是孫鳳鳴，目標是刺殺蔣介石，卻因蔣介石臨時不出場，汪精衛遂做了替罪羊。
汪精衛被刺，傷勢雖重，但終究被搶救過來了。經手術取出左頰、左臂上的子彈，情況慢慢好轉起來。背肋的子彈卻取不出來，一直留在裏麵，後因子彈引起鉛毒入骨，造成脊骨瘤，他的命最終還是喪在這粒子彈上。1944年11月10日，一命鳴呼，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
刺汪案發生後，華克之在大陸無法立足，去了香港。他捉弄了蔣介石，卻不能推翻專製政府；而無數人員的被捕犧牲深深刺痛了他。華克之對人說：“刺汪暗殺，犧牲了這麼多的好兄弟，這是慘痛的教訓，經過這一年多的思考，我明白了，要想中國革命成功，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有希望，搞暗殺是不能解決革命勝負的。”華克之決定去找中國的救星——中國共產黨。1937年3月，化名趙宣成的華克之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
張學良“兵諫”方案形成經過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曾認為“兵諫”之舉“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其實，首先提出者也是張學良將軍。
1936年4月底，劉鼎作為中共駐東北軍的代表在張學良身邊。劉鼎在秘密報告李克農的信中寫道：“他（指張學良）開始用‘愛國’、‘抗日’之話向內向外活動，將使大老板（指蔣介石）無法公然反對；同時，預備著硬幹，預備著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這是張學良“兵諫”心跡的最早表露。
1936年11月23日，蔣介石避壽洛陽，張學良兩度赴洛見蔣。蔣要東北軍第六次“圍剿”紅軍時打頭陣，而張學良則一心要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收複東三省。蔣不同意，命令他：“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綏遠抗戰！如若不然，就把你換掉。”勸說，爭諫既然無效，“兵諫”必然提上議程。
但要實行兵諫，必須首先與據有陝西的楊虎城取得一致。
張學良先試探性地征詢楊對此事的意見。楊虎城斷然說道：“軟勸不行，就硬幹。”他的明確表態正是張學良所期待的。於是，楊虎城也正式加入到“西安事變”的謀劃中來。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再次入陝，駐蹕臨潼華清池。張學良再次勸蔣抗日無效。7日，楊虎城到西安與張學良共商大計。張學良為了竭盡仁義，決定“先禮後兵”。楊虎城認為蔣介石是個死不回頭的人，對他勸說是無用的；並提出萬一蔣看出苗頭，很快溜走了，又該怎麼辦。張學良說道：“看不出蔣介石有提防我們的跡象。蔣很驕傲，他認為我們隻會服從他；或許蔣介石認為，我們既然反複耐心勸說，便不會采取其他舉動。”最後張楊達成一致，先後會見蔣介石，作最後一次努力。
但蔣不改初衷。楊虎城即回西安張公館，建議：“不能再失去時機，不能失去人心。”張學良這時終於痛下決心：“為了國家前途，即使犧牲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也值得了。”兵諫方案就此確定。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
美曾計劃暗殺蔣介石
一項暗殺蔣介石的秘密計劃被詳細載入一本有影響的美國曆史著作《美國十字軍在中國》（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一書中。這項秘密計劃製定的時間是1944年。
元旦剛過，在昆明的美軍野戰司令官丫軍參謀長多恩準將就在他的密室裏領受了一份秘密指令。指令內容非常簡明扼要：除掉蔣介石。我們姑且把這項指令稱做“藍鯨行動”。
該指令被嚴格保密，不形諸文字，不留下證據，並規定執行期限為3個月，逾期限自動失效。
當年3月，蔣介石擬應邀訪問印度，並前往蘭姆伽視察中國駐印軍。“藍鯨行動”抓住這一天賜良機準備就緒。按照計劃，一切都將在委員長夫婦旅行途中發生，順理成章，不露破綻。首先，當蔣介石的座機飛越兩萬英尺的喜馬拉雅山脈的時候，飛機發動機突然發生故障，這時機上所有人不得不棄機跳傘，慌亂中，委員長夫婦將各自得到一副失靈的降落傘。為保證計劃萬無一失，機艙內所有乘客的降落傘都將失靈。這樣，在3月裏某一天，世界各國的報紙都將在頭版刊登這一重大不幸的空難消息。不料3月初，日本人在中國正麵戰場發動全麵進攻，戰爭吃緊，豫、湘、桂頻頻告急。蔣介石臨時取消訪印。4月，秘密指令期限已滿，“藍鯨行動”被無限期擱置起來。
黨史上驚險的一頁
1928年，上海的我黨組織差點兒被兩個叛徒毀掉。這兩個叛徒是夫婦，男的名叫何家興，曾留學蘇聯，1926年回國，主持上海陶爾斐斯路上的黨中央臨時聯絡站的日常工作。女的名叫賀芝華，四川籍人。
1928年4月的一天，何家興夫婦主動上新閘捕房，向法國籍探長古邦表示他倆願自首，可以提供一份有300名上海中共黨員幹部的名單。提出的叛賣條件是：①弄兩張出國留洋的護照；②要一次性得到5萬美元賞金；③為他倆絕對保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