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領導必須率先做出榜樣。領導要積極引導並身體力行。作為校長、教導主任等主管業務的幹部，應帶頭講普通話，帶頭正確使用簡化漢字，隨時糾正學校任何場所中出現的錯別字和病句。
二、教師要有清醒的角色意識。每個教師，包括語文教師和其他學科的教師，都要具有清醒的角色意識——自己一方麵是構成語言環境的人的因素，一方麵又是語言環境物的因素的創設者，在淨化校園語言環境中具有主導作用，因此，在學科教學乃至一切教育活動中，口頭語言和書麵語言都必須準確、健康、優美，合乎規範。
三、調動學生的監督作用。每一個教育工作者，應充分調動學生的主體知識，對語言環境“汙染”的敏感性，淨化語言環境的主動性，並在自己的“聽”、“讀”與“說”的過程中體現出來。一旦發現不規範的語言，要發動學生“群起而攻之”，形成師生之間互相監督的好風氣。
剔除語言渣滓淨化用語氛圍隨著粵語的“北伐”和港台歌劇、洋盤、洋卡、洋帶的內侵，以及全社會一哄而起的“經商熱”、“打工熱”、“跳槽熱”的持續升溫，人們交際的機遇增多，口語表達的心態繁複，方言與方言的雜交，洋味與中味的組合，使一些粗俗、低劣、陳腐、累贅的語言渣滓，充斥生活之中，貽害自身、後人。
用語怪誕、粗鄙的表現，主要有：
1、盲目“進口”詞語，全盤洋化“照搬”
如稱“媽媽”為“媽咪”；稱爸爸為“嗲地”；稱“談對象”為“拍拖”，稱“坐計程車”
為“打的”；稱蒙混冒充為“假冒”，稱“姐姐”為“老姐”；稱超短裙為“迷你裙”；稱“海洛因”為“白粉”……既然我們的漢語中已有能載此義、表此意的詞語，又故意滋生出一些不必要的近義詞或等義詞，隻能增加學習漢語的人對漢語詞彙掌握的難度，沒有其他實際的裨益，應予以淘汰、舍去。
2、以土充洋，臆造“外語”
本是“貨真價實”、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卻給他取名為“阿D”、“李克斯”；本是上海國產的轎車，卻取個洋名“桑塔納”。至於“中外合資”，稍微沾了一點洋味的廠家，其產品以取“洋名”為榮者，比比皆是。如“霞飛·奧麗絲”、“麗珠得樂”、“康泰克”等，其崇洋媚外的心態，令人憂慮。
3、恣意生造，暴力組合
如稱“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為“嚴打”；稱“打擊經濟領域裏的刑事犯罪分子”為“經打”；“辭別西邊的彩雲”硬要說成是“作別西天的彩雲”……“作別”的“作”是什麼含意？“作”與“別”兩語素組合的方式又是什麼結構類型？均不得而知。
4、量詞的隨意性拈用
如稱“一元”為“一角”；稱“十元”為“一張”；稱“一百元”為“一棵”；稱“一萬元”為“一方”，人為地造成量詞單位使用的混亂。
“過癮”就是“過癮”硬要在其中加入不知所雲的動量詞，說成“過把癮”……至於說“打撲克”稱為“打拖拉機”、“殺人”稱為“放血”、大亨稱為“大腕”、“大款”等，聽順了耳，竟無人驚、怪。
詞庸則句俗，句俗則話呆，話呆則人品卑下，令人輕視。維護漢語詞彙純淨、典雅、優美的工作，已到了刻不容緩應予以重視的時候了！
普通話
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為了加強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為了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決定把漢民族的共同語加以規範，大力推廣。1955年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確定了民族共同語的標準，給普通話下了科學的定義，製定了推廣的方針政策和措施。
普通話的標準民族共同語是相對方言而說的，從規範化的角度來看，普通話就是標準語。普通話的標準包括語音、詞彙、語法三個方麵。語音的係統性比較強，世界各民族語言的標準一般都以一個地點方言的語音係統作標準。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也是七八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過去的官話、國語基本上都根據北京音，所以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是最理想的。“北京語音”主要指北京話的語音係統，不包括個別的土音部分。
“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是說普通話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礎上形成並逐步發展起來的，北方話的詞彙是普通話詞彙的基礎和主要來源。如普通話“今天”、“下”、“雨”這三個詞，在北方話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吳方言、閩方言裏，“今天”可能寫成“今朝”或“該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