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問題的提出及其研究意義
1.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我國現階段麵臨的現實問題增長與發展是經濟學永恒的主題，就其重要性而言，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應當是當今經濟學領域中最核心的問題。自從人類曆史進入20世紀中葉以來，經濟發展理論給發展賦予了特定的含義，認為發展特指發展中國家從欠發達走向發達，由傳統社會經濟狀態向現代社會經濟狀態的轉變過程。在實踐中，過去20多年裏經濟發展的一個最驚人的例子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全世界150個國家比較，1978～1998年的20年間，中國幾乎所有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都名列前茅。把中國的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放進去，16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年平均經濟增長率超過9％的前10位分別是中國和她的一些省份（蔡昉、林毅夫，2003），這被譽為經濟發展中的"奇跡"。
經濟學家薩繆爾遜（1992）認為，"發展是整個社會製度向上的運動，換言之，這不僅涉及到生產、產品的分配和生產方式，也涉及到生活水平、製度、觀念和政策"。因此，經濟發展不僅包含經濟增長，還包括就業、收入分配，社會公平、製度變遷、價值觀轉變乃至文化革命等廣泛的內容。在過去20多年中國發生的社會變遷之中，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由農業轉向非農產業、由農村流向城市，可謂是最引人矚目的現象之一。隨著農業家庭經營製度的確立和市場經濟體製對傳統計劃經濟體製的逐步取代，曾經被長期禁錮在土地上的農業剩餘勞動力開始脫離出來在非農產業中尋找就業機會，在新的製度框架和發展環境中搜索更適於自身的行業。
農村剩餘勞動力從傳統部門（如傳統農業）向現代部門（如城市非農產業）轉移，是各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普遍現象，是實現"現代經濟增長（Modem Economy Growth）"的必由之路。一般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勞動力主要集中在農村傳統部門，農村傳統部門勞動力過剩是一國經濟的重要特征。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進入工業化加速時期，勞動力也會相應地由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轉移，傳統部門勞動力過剩現象會逐步得到消除，並最終形成一個與產業結構大體近似的勞動力就業結構（Lewis，1954）。
值得一提的是，成功實現這一過程是以勞動力自由流動為前提的，如果經濟中存在限製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製度障礙，勞動力由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的轉移就會被人為阻斷。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也可能通過某種非市場化的途徑加速工業化過程，但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不可能與工業化過程同步，必然出現就業結構轉換滯後於產值結構轉換的現象。在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起步時間就明顯滯後於工業化發展（Carter，1997）。Burke（1975）指出，沒有發展的增長是欠發達國家的"二元"社會的特征。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長期實行了依靠農業積累支撐城市高速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引起城鄉差別進一步擴大，形成城鄉差別懸殊的二元化社會結構。工業化被限製在城市的範圍內獨立運行，而沒有帶動農村的繁榮，工業化創造的成果沒有改善城鄉之間的協調關係。
回顧我國的經濟發展曆史，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致力於實現國家工業化。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道路，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工農業產值結構的重大轉變。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所占份額1952年為50.5％，到1978年下降到28.1％，下降了22.4個百分點，但同期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僅下降13個百分點。到1978年，農業勞動力在全社會勞動力中所占比重仍然高達70.3％。
造成這種勞動力就業轉換滯後於產值轉換的根本原因是1978年以前我國在工業化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一直存在著限製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製度障礙，即國家通過實行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政策，嚴格限製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以及農村勞動力在非農領域就業。在中國，工業化與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城市化步伐的不一致，一方麵造成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積壓，帶來後期農村剩餘勞動力非常規的轉移道路和方式；另一方麵，城市化、工業化與農村人口非農化過程的不同步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與衝突也會比較突出地表現出來。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國家放開限製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動的政策，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這一情況得到一定緩解。然而，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不僅基數大，而且隨著農村人口的增長、農業技術和勞動生產率提高、農用土地減少，農村剩餘勞動力還將不斷增加。如果再考慮城市就業競爭給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造成的壓力，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形勢更顯嚴峻。
勞動力是生產要素中最為積極的一個因素，作為勞動力要素豐富的發展中大國，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勞動力就業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麵臨的最大問題，而且中國經濟能否實現可持續增長以及在新的貿易格局下能否在國際競爭中發揮比較優勢，也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勞動力資源能否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