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我國的特殊實情，國內外許多學者就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勞動力配置結構變化進行了大量研究，這些研究不僅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改革以來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過程、機製和作用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為我國政府製定合理的勞動力配置政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是一個複雜長期的現象，尚有許多未解決的問題，理論界對我國現階段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問題也未形成一個公認的結論。過去20多年，經濟發展促成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但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現象仍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伴隨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對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論和實際意義。
2.城鄉內生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也是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條件和結果
亞當·斯密（Simith，1776）在其劃時代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中，將經濟增長的淵源歸於分工，他在第一篇開篇就提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出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因此，在斯密看來，推動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不斷演進。
從斯密時代開始至今，增長與發展理論經曆了一個較長的演變過程，這一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經濟學家尋求增長動因的過程。我們可以從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動因的不同認識將其劃分為不同的時期：重農主義者認為發展農業生產是根本；重商主義時期則強調對外貿易的重要性；古典主義時期，人們認為物質資本積累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關鍵；新古典主義時代，學者們開始關注技術進步，但當時技術進步是一個外生因素；新增長理論者們最突出的貢獻就在於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從而深化了人們對增長動因的認識。在增長理論發展的過程中，以Solow（1956）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者將技術進步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而隨後出現的內生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則是人們對增長問題認識的升華。新增長理論的出現標誌著新古典經濟理論向經濟發展理論的融合（薛進軍，1993），這一融合的顯著特點是強調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的技術變化），而是經濟體係的內部力量（如內生技術變化）作用的產物，為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
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是我國經濟麵臨的首要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在世界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國經濟的高增長是以較高的消耗、較低的效率換來的。當通過勞動、資本等要素投入而實現的經濟粗放增長持續到一定階段以後，會出現要素的邊際產出遞減，經濟增長績效下降。而且除了勞動力（僅指簡單勞動力）絕對過剩外，沒有哪種要素經得起過度、浪費型的使用。因此，要保持我國經濟的增長勢頭，引進外資和外國先進技術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培育自己的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能力的同時，改善現有要素的配置結構，配合有利於長期發展的製度，以提高存量要素的生產率，從而加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根據H.Chenery（1975）和國內許多學者的研究，我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的中期，或處於從基本實現工業化向工業全麵現代化的轉變時期。加速技術進步，提高科技進步對增長的貢獻率，轉變增長方式，將加劇日前我國在經濟結構方麵的深層次矛盾。加速技術進步，必然帶來傳統的手工技術、工業技術的逐步消亡。對於簡單勞動力絕對過剩的中國而言，這不僅是一個極其困難的過程，同時也將帶來大量的失業現象。這對由於體製改革所釋放出的剩餘勞動力市場而言，無疑是個難題。因此中國麵臨的問題是，如何在加速技術進步的同時，順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妥善解決大量勞動力釋放的難題，既保障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又可保證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總之，雖然國內外許多學者對內生技術進步理論進行了大量研究，但在處理現實經濟問題時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從我國經濟實現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方式根本轉變的客觀需要出發，必須綜合考慮技術進步在整個時期中的變化規律和模式，探討技術進步在不同時期中對增長和發展的不同作用。本書所關注的是我國亟待解決的農村勞動力過剩這一現實問題，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後如何進行要素配置從而帶來技術變革，以實現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這一問題的探索，對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有切中現實的實踐意義，也是本書研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