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媒介時代，人們期待整個社會給予娛樂化文學以理性的審視。同時，相信作家們也會在娛樂化形式下進行藝術的探索，進行人心的建構，相信在任何時代裏，作家都不可能是墮落的一個群體。作家在整體上來看，還是很純潔的，有理想的，他們有屬於這個時代的群體性的無奈，也有自我生存的需要，還有人文主義的價值關懷。事實上，從新生代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整體情況來看，他們在藝術上是有理想的。如果說，以往幾代兒童文學作家是在充當兒童的引導者或老師的話，那麼今天的新生代兒童文學作家在做兒童的朋友，他們發現了兒童，也發現了兒童文學在這個時代的位置。從事娛樂化寫作也好，精英寫作也好，還是別的什麼寫作也好，新生代作家有可能在藝術上實現自己的超越，實現時代的超越。
第三節電子媒介與文學類型化
“文學類型化”或“類型化文學”是當代文學一個重要現象，近年開始引起理論批評界的注意。在論述文學類型化之前，有必要認識“類型”是什麼。類型其實就是模式，但它作為一個文化研究的專業名詞被廣泛提及，卻是在媒介批評中。英國媒介批評家利薩·泰勒和安德魯·威利斯是這樣論述類型的：“類型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媒介分析工具，同時還和媒介生產互相聯係。可以說，電影、電視、雜誌和報紙行業或多或少地依靠類型運作。一些媒介公司和隸屬某些類型的產品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他們還認為，英國悍馬電影公司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和恐怖片聯合，還和兒童漫畫出版商DC湯普森關係密切，後來又與電視公司Hat Trick聯合，而這個公司最為普遍的產品就是喜劇。利薩·泰勒和安德魯·威利斯的論述指出了這麼一個事實：今天的電影和電視文化其實就是類型化文化，電影和電視類型化既符合電影、電視作為文化工業一部分的商業屬性，也與其能夠給潛在的觀眾創造出極大的預期有關。縱觀中國電影、電視事業的發展，也是在走一條逐漸類型化的道路，越成熟的電影和電視產業，似乎越來越商業化，越來越類型化。
類型化文學大量出現確證了通俗文學開始盛行，也是與特定的電子文化語境有關。賀紹俊認為類型化對當下寫作的全方位滲透，是在大眾文化的強勢影響下。這一判斷是非常準確的。楊鵬發表了《類型化：中國兒童文學的強大之路·》，該文對中國兒童文學的類型化狀況做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論述，雖然其中有些觀點值得懷疑並且可能會引起一些持“精英寫作”或“純文學寫作”立場者的爭議，但“文學類型化”確實已經成為一個現象，而且“類型化的文學”開始在中國原創文學裏占有一定的比例。那麼，到底什麼是“類型化文學”呢？為什麼“類型化”是一種必然呢？在《類型化：中國兒童文學的強大之路·》一文中，楊鵬給出了一個“類型化文學”的大致定義，他在這方麵已經有了自己比較成熟的思考，但也許是篇幅限製而沒有仔細地分析其出現的文化背景和動因。如果我們仔細地分析文學類型化的背景和動因，就會發現它不但和文學傳統有關聯，與當代電子媒介文化也有關聯。
首先，“類型化”在中國文學裏早已出現，古代章回小說、民間演義、才子佳人的故事等就多為“類型化文學”，這些類型化文學作品有比較固定的敘事模式，有比較雷同的故事情節，有似曾相識的人物形象。類型化文學在古代的出現與民間敘事傳統分不開，而民間敘事傳統又是和口傳文學的特征一致的，也與一代代人的日常生活的基本麵貌不變有關。伯格就根據布倫納和貝特爾海姆的觀點假設了童話是一種“原始敘事”，一種“其他故事從中獲取營養的基本故事”。他認為“童話中的各種因素在經過派生和發揮之後，引發了大多數其他的通俗文化樣式，例如偵探故事、科幻故事、恐怖故事和浪漫故事”。為了證明他的判斷，他列舉了以下一個經過縮寫的典型的童話故事：
從前，很久很久以前，一個怪物——一個半人半鳥的東西——飛到一個王國，擄走了國王的女兒。怪物打算餓了的時候就吃掉這位公主。國王說誰能救他的女兒，他就把女兒嫁給誰。於是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出發去尋找公主了。在尋找公主的過程中，他救了一隻落人羅網的鳥，幫助了一位跌進溝裏的老人。那位老人是個巫師，他給了小夥子一把魔劍和一塊會飛的魔毯。那隻鳥是隻魔鳥，它可以找到任何人或任何東西。它飛過整個王國，找到了公主，然後飛回來，把她被囚禁的地點告訴了年輕人。年輕人跳上了魔毯，飛到怪物的城堡。怪物餓了，正準備吃掉可憐的公主。年輕人和怪物搏鬥，用魔劍砍下了它的腦袋。然後他帶著公主飛回了國王的王宮。國王見到女兒非常高興，於是命令舉行盛大的慶祝。年輕人和公主結了婚，從此以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