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場論爭是圍繞著是否應變通科舉而展開。從1874年至1888年，前後相沿十幾年。洋務派變通科舉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以章句雲與施於洋務，隔膜太甚”，“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弄人才之道”，造成“所用非所學”。因此，在“科目即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遽廢”的情況下，另開辟一科以選拔洋務人才。這一主張較之推行科技教育，對觸動傳統價值觀念又更深入一層。自古以來為儒者不屑一顧的工匠之事，不僅列為官學的教學內容，而且還要列為科舉的正式科目，使那些從事雕蟲小技之人也能與儒者同列，獲得正途出身，這對頑固派來說更是接受不了。因而洋務派的這個建議屢奏不準。於淩辰認為：“人才是今日作事根本，如李鴻章、丁日昌講求洋學，實愈加敗壞，尚何人才可言？”大理寺少卿王家璧認為：
李鴻章以我朝取士，惟以章句弓馬所學非所用，無以禦敵，遂議變科目以洋學。臣惟本朝以弓馬開基，文德武功，遠軼前代。槍炮固可兼習，本業豈可全忘？
徐致祥則害怕此例一開，將有一發而不可收拾之虞，因而反對開設藝科，以防其微漸。這一論爭以1888年鄉試增設算學科而告結束。
第三場爭論是圍繞著留學教育而展開的。這一場論爭似乎不如前兩場那麼針鋒相對，但頑固派的破壞終於使留美教育半途而廢，足可見其激烈程度並不亞於前兩場論爭。據容閎的《西學東漸記》載：
早在留學生赴美之前，丁日昌推薦了刑部主事陳蘭彬協助容閎率隊赴美。丁日昌對容閎說：
君所主張，與中國舊學顯然反對。時政府又甚守舊，以個人身當其衝，恐不足以抵抗反動力，或竟事敗於垂成。故欲利用陳之翰林資格，得舊學派人共事，可以稍殺阻力也。
但丁日昌沒料到，陳蘭彬本身就是極力破壞留學教育者。留學生到達美國後，陳蘭彬對留學生橫豎看不順眼，事事阻撓反對，與容閎“時有齟齬”。甚至留學生好為種種健身運動，跳擲馳騁，在陳蘭彬看來也為不正當。尤其是陳蘭彬推薦吳子登接任留學生監督後，陳、吳二人更是加快了破壞留學教育的步子。吳子登亦屬於頑固派，其視中國學生留學外洋為離經叛道之舉。他赴任美國後，對留學教育處處吹毛求疵，苛求其短，並捏造種種謠言，密通消息於北京。據李鴻章說：“邇年以來，頗有議純甫偏重西學，致幼童中學荒疏者。
鴻章曾寓書誡勉，不啻至再至三。”純甫即容閎。李鴻章之所以要再三誡勉容閎，就是因為吳子登在中學西學這一要害問題上告了容閎的刁狀。第一批留美學生容尚謙後來回憶說：“吳子登存心破壞出洋局，捏造出種種不利於出洋局的事實，欺蒙政府。據他報告，留學生都已美國化，都已忘卻了祖國，這種人如容其畢業，則將來不但不能為祖國出力，而且有大害於國家，並稱容博士實是在暗地故意縱容他們。”
溫秉忠也在回憶中說：“當時有兩位‘委員’，其中一位翰林(即吳子登)，深感幼童因環境蛻變之速，且正方興未艾，他們將成為‘美化’之人，不複為卑恭之大清順民矣！他上奏朝廷，如不迅速行動，幼童均將成為‘洋鬼’矣。皇帝照準其請，立刻下令全體幼童即日撤局回華。”第三場論爭亦就以此而告結束。
2.論爭觀點的分析
將三場論爭中雙方觀點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看到，洋務派和頑固派在教育觀點上的分歧主要體現在教學內容和人才培養兩個方麵。
茲分述如下。
(1)關於教學內容的論爭
洋務派開設新式學堂，傳授西文和西藝，首先從教學內容上開始了對傳統教育的改革。這一做法在頑固派看來，至少有兩個方麵悖逆了傳統：第一是違背了“道本器末”的原則，第二是違背了“用夏變夷”的原則。
道者，即古人所謂形而上者也。通俗地講，就是封建統治之道。
它是由儒家經典闡發並經曆代封建士大夫逐步完善的禮樂刑政及綱常名教。器者，即古人所謂形而下者也，具體講就是技藝及器具。在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封建社會，器是不受重視的。儒家和法家雖不否定社會需要工藝技巧，但鄙視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道家則索性把工藝技巧看成是社會禍亂的隱患，“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所以自古以來，封建社會奉道為本，視器為末。“奇技淫巧”成為封建士大夫鄙視技藝的基本觀點。因而，當洋務派公然奉自然科學知識為教育內容，頑固派的憤怒便可想而知了。楊廷熙在要求撤銷同文館的奏折中講得十分明白：
“自來奇技淫巧，衰世所為，雜霸歡虞，聖明無補。”所以自古聖賢就“未聞令庠序學技習工師之事”。假如“事事委諸氣數，而或息其忠孝節義之習。學之不精，則逆理違天，道聽途說，必開天下奇邪誑惑之端，為世道人心風俗之害。”倭仁也認為：“立國之道當以禮義人心為本，未有去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王家璧講得更幹脆：“今欲棄經史章句之學，而盡趨向洋學，試問電學、算學、化學、技藝學，果足以禦敵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