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勸學篇》的導讀
《勸學篇》，張之洞著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並於同年發表。
該書係統地闡述了“中體西用”的思想。1901年初，清政府實行“新政”，把“中體西用”作為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要求學堂“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曆代史鑒以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
1903年，張之洞主持厘訂癸卯學製，明確提出以“中體西用”為“立學宗旨”，強調“以忠孝為敷教之本，以禮法為訓俗之方，以練習技能為致用治生之具”。1906年，學部正式宣布中體西用的教育宗旨，規定：“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明以拒異說者；”“中國民質之所最缺”的是“西學”，“而亟宜針砭以圖振起者”。同年，發布上諭，強調“學堂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勸學篇》不僅受清廷的重視，而且也受外國傳教士的賞識，美國傳教士渥內基（Bridge)竟將《勸學篇》譯成英文，題名為《中國的唯一希望》。在華的耶穌會教士，還將此書譯成法文出版。它的影響廣播於海內外，由此成為一代名著。
《勸學篇》全書共24篇，分內篇和外篇兩大部分。內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綱、知類、宗經、正權、循序、守約、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遊學、設學、學製、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兵學、礦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張之洞在本書的《序》中申明：“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以為“務本”“務通”，使表政裏學均以“中體西用”為宗旨，既可興人才，而且籍人才以“保國、保教、保種。”這裏的所謂“本”，亦即所謂“中體”，是指有關世道人心的封建綱常名教，所謂“通”，亦即所謂“用”，是指有關富國強兵的工商學校報館練兵礦物鐵路諸事。在《序》中，張之洞對這本4萬字的《勸學篇》各篇大意作了說明，如“同心”篇，在於“明保國、保教、保種為一義。手足利則耳目康，血氣盛則心誌剛。賢才眾多，國勢自昌也”。“明綱”者，“三鋼為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正權”，“辨上下，定民誌，斥民權之亂政也”。“循序”，“先入者為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
“遊學”，“明時勢，長誌氣，擴見聞，增才智，非遊曆外國不為功也。”
“設學”，“廣立學堂，儲為時用，為習帖括者擊蒙也”。“學製”，“西國之強，強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總之，24篇之義括之為“五知，”即知恥、知懼、知變、知要、知本。所謂知恥知懼，是要以明曉中國所處的惡劣的國際環境為憂懼，發憤自勵，臥薪嚐膽，以防止中國亡國滅種喪教。所謂知變，即要知道“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所謂知要，即“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所謂知本，就是“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以為“無學、無力、無恥，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在《序》中，張之洞闡明了撰述《勸學篇》的寫作目的和各篇大意，並說明了他的良苦用心在於矯正新舊兩派的極端做法，企圖以折衷調和的態度與精神，尋找新舊兩派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即“中體西用”。指出在有史以來的急劇“世變”之際，“海內誌士，發憤捥。於是圖校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以應敵製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瘉，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其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客觀上，張之洞的《勸學篇》旨在對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派的“邪說”展開正麵攻擊，在戊戌年間新舊兩派即將攤牌的關口，“絕康、梁並謝天下耳”。
張之洞是中國近代史上作為後期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極其複雜的。一方麵他鑒於當時清王朝的政治和教育腐敗，提出整頓學政和大力倡導新學的主張，而且在實踐上他有別於舊洋務派隻重軍事、工業學堂的做法，而是從革新舊教育內容與形式著手，改革舊書院為新學堂，或變革書院的教學內容與教學目的。如在湖北、四川、山西所建的經心書院、尊經書院、令德書院以及在廣州所建的廣雅書院和湖北的兩湖書院，都是當時比較著名的教育機構。建設這些書院的目的，旨在培養“明體達用之士”，“羽翼聖道，匡濟時艱”。他對各種教學內容的具體要求是：“經義以通大義為主，不取瑣屑；史學以貫通古今為主，不取空論；性理之學以踐履篤實為主，不取矯偽；經濟之學以知今切用為主，不取泛濫”。他主張書院教育培養“作用兼備”人才，“令守道之儒兼為識時之俊”。光緒二十四年(1898)，正當維新派提出改革舊書院為新學堂時，他上書清廷，提出將經心、兩湖書院改為學堂，“按照學堂辦法，嚴立學規，改定課程，一洗帖括詞章之習，惟以造真才濟時用為要歸”。改造後的兩湖書院分設經學、史學、地輿學、算學四門；經心書院分設外政、天文、格致、製造四門，並以算學為公共必修課。不久，他又提出：“書院之設，原以講求實學非尚訓詁詞章，凡天文、輿地、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儒生分內之事。”因此增加實用科目，汰減經史內容。在創辦和改造書院方麵他堅持“中體西用”的辦學宗旨，在創辦新式學堂如湖北自強學堂、廣東水陸師學堂、黃埔魚雷學堂、湖北武備學堂、三江師範學堂、武昌農務學堂及工藝學堂，以及他所倡導的留學教育，也都貫徹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立學宗旨。“中體西用”的思想作為《勸學篇》全書的主體思想，它反映了張之洞改革舊教育和倡導新教育的保守主義立場與觀點，同時也反映了清末教育革新思潮的時代特征和曆史趨歸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