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72年(日本明治五年)到1876年(日本明治九年)，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陸續發表了17篇旨趣相近的論文，總發行量達80萬冊，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有些文章當時就被選作學校教材，有些內容還載入了日本文部省的正式文件，以至當時日本社會竟出現了“文部省在竹橋，文部卿在三田”(竹僑係當時文部省所在地，三田係福澤諭吉執教的慶應義塾所在地。語出鹿野正直著《福澤諭吉》。不文中凡不標明出處的引語，均為錄自《勸學篇》)的議論。其實這時的福澤諭吉隻是一文教工作者，無任何官方職務。
這些文章的發表，有力地促進了日本人民的覺醒，對當時日本的教育，乃至整個日本社會的改革，發生了巨大的作用。
1880年(日本明治十三年)，福澤諭吉把這17篇文章合訂為一本，結集出版，取名《學問のすすめ》，漢譯為《勸學篇》。
無獨有偶。1890年(清光緒二十四年，舊曆戊戌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也撰寫了一部《勸學篇》按書分內外兩篇，共含24篇文章，另有一序言。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見書後都十分賞識，認為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便以聖諭的形式下令轉至此書，要求各地廣為刊布。因而此書得以迅速刊行全國，據估計，總刊印量不下200萬冊。且不久又被譯成英文和法文，先後在美、歐出版。可以說，張之洞《勸學篇》的問世，也掀起了一陣不小的旋風。
這兩部書，雖然出自不同時間，不同國度，但卻名稱相通，內容相類，背景相近，隻是思想認識有同有異。兩書都以教育為邏輯起點，但都遠遠超出了教育範疇，涉及到哲學、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許多領域。但兩書作者又以治學為線索，把這諸多內容極其巧妙地聯係了起來，形成有機整體。付這樣的兩部書，從其思想內容、客觀影響、問世背景、作者身世多方麵進行比較研究，鑒別其同異，考察其效應，分析其得失，追尋其根源，探究其宜忌，或許能為現代的教育，以至整個以改革、開放、搞活為主要措施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一點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教訓。
(一)
兩書都以教育為邏輯起點，用治學結係全篇，便是見兩位作者對教育的重視，而在兩書的字裏行間，更時時透滲出重視教育的信息。
福澤諭吉極其重視教育。他不僅把國家的貧弱歸咎於人民的“蒙昧”，甚至把政府的專製也歸因於國人的“愚”。因而他對無知文盲的憎惡和哀矜，可以說都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認為“世界上再沒有象無知文盲那樣又可憐又可惡的了”。同樣，他也把社會的變革和國家的進步歸功於文明的發展。他說，即如明治維新這樣的社會大“變動”，也僅僅是“文明所促成的人心的動蕩”，而決非其他原因如戰爭等所引起。因此，他認為，“歐美的國家富強”，是因為那裏“文明開化”導致了“文事武備”的昌盛，“亞非的國家貧弱”，也是因為那裏“蒙昧還沒有開化”，所以導致了“文事武備都落後”。於是他號召人們“必須趕快立誌向學”，通過求學，“提高自己的才德”，達到“明白事理”，這樣才能夠“避免暴政”，求得“富貴”、“平等”和“自由自在”，並進而使國家達到富強、獨立。基於這種認識，福澤諭吉多次回絕政府對他的聘請，一心一意地獻身於文化教育事業。
張之洞之重視教育，並不亞於福澤諭吉。他把學問教育提到了與治國行政相表裏的高度。他說：“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他認為，“印度屬於英，浩罕、哈薩克屬於俄，阿非利加分屬於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國先屬於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屬於西班牙，以不盡愚而複振。”他由此推論道，“大抵國之智者，勢雖弱，敵不能滅其國；民之智者，國雖危，人不能殘其種”。“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要“救亡”就必須有“智”，要益“智”，就必須興“學”。興學是為了培養“士”，而興學本身又離不開“士”，故“國家之興亡，歐存乎士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