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日本政府認可了中國立場上的台灣問題。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理解並尊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中國立場。雖然日本國內“日台派”勢力一直存在，阻礙中日關係的正常發展，但是其言論和活動仍然受到聯合聲明的限製。中日建交後，為了不給好不容易剛剛建立起來的中日關係帶來惡劣影響，日本政府采取了“靜”處理的方式，甚至1973年到1978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中幾乎沒有關於台灣的闡述。
第四，支持並促進中日經濟合作的發展。根據聯合聲明的規定，日本逐步發展兩國間的關係，擴大人員往來，並與中國開始進行貿易、航海、漁業等協定的談判。從此，日本發展和擴大對華經濟關係成為可能。
2．日本對中日複交的認識
（1）對中日複交的肯定
對於中日複交的實現，日本的認識與分析，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或反思。就肯定論而言，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日本國民普遍認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成功的，對華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田中內閣促成中日複交及兩國關係的改善，對日本國民的對華認識產生了正麵影響。根據日本媒體的輿論調查，日本國民普遍認為日本政府首腦與中國的邦交正常化談判是成功的，認為中日實現關係正常化是件好事或大好事。因此，田中訪華回國後，人們對田中內閣的支持率明顯上升。
（產經新聞社的調查：占98%）《今天的輿論》，［日］總理府廣報室編：《輿論調查》第4卷第12號，1972年12月，第84頁。
（實事通信社：由內閣成立時的56%上升到61%）《時事輿論》，［日］總理府廣報室編：《輿論調查》第4卷第9號，1972年12月，第94頁；《輿論調查》第4卷第12號，1972年12月，第80頁。
（實事通信社的調查：占85%）《時事輿論》，［日］總理府廣報室編：《輿論調查》第4卷第12號，1972年12月，第82頁。
中日複交的實現，使日本國民對中國的感情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72年8月，自民黨在積極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並作出田中訪華的決定後，日本國民中喜歡中國的人第一次超過了討厭中國的人。但日本國民對中國的感情真正發生根本性變化是在1972年10月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喜歡中國的人猛增至18%，討厭中國的人驟減至4%。因此，在邦交正常化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日本社會中“日中友好”的氣氛相當濃厚，甚至形成了所謂的“中國熱”。
［日］NHK廣播輿論調查所編：《圖說戰後輿論史》（第二版），日本放送出版會，1982年版，第81頁。
第二，關於中日複交得以實現的原因，日本學界普遍認為，主要源於中美關係的緩和。也就是說，中日恢複邦交的契機，與其說是來自日本內部的國民運動的成果，毋寧說外發契機即尼克鬆訪華與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作用更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日本所堅持的“外交三原則”1957年日本政府發行第一本外交藍皮書，提出了日本外交的三項原則：以聯合國為中心、與自由民主國家的協調、堅持亞洲一員的立場。的國際背景發生了變化。當中美關係緩和，以及美國和日本促使台灣繼續保留其在聯合國合法地位的努力失敗後，日本意識到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特別是意識到中國在美國對外戰略地位的上升和台灣地位的下降。日本作為美國的同盟者，不與中國複交就意味著被國際社會孤立，特別是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下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美接近的副產品”，“沒有中美接近就沒有中日關係正常化”。
毛裏和子：《中日關係——從戰後走向新時代》，徐顯芬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2頁。
黃大慧：《日本對華政策與國內政治——中日複交政治過程分析》，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225頁。
與中美關係緩和相關，日本學者注意到日美安保體製與中日複交關係的變化。若月秀和認為，在中日複交前，日本政府與美國進行溝通，並得到了美國的理解，因此中日間的複交實際上是日美安保框架下的對華邦交正常化。添穀芳秀則提出了與之不盡相同的觀點，他認為中日複交對於戰後日本外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一，對於國內政治而言，日美安保關係與中日邦交正常化長達20多年的兩個不相容的目標，由此“和諧”起來。其二，從外交層麵看，在繼續維持對美關係的同時，麵向中國，擴展外交的範圍，通過既對美“協調”且“不對立”，又和亞洲地區構建多邊關係，中日邦交正常化成為日本展開“自主外交”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