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儀身處亂世，時事多艱是一個方麵，而朝中多忌則是更為棘手的問題。肅、代二宗以平庸之材，臨艱難之世，對強橫不法的武夫，按照強橫的程度，給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強橫得到的待遇也愈優厚。對順從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績和威望的程度，予以輕重不等的猜忌，功勞愈大受到的限製和約束愈多。朝中臨政，也是忠奸不辨，重用那些奸佞諂媚之臣，而對直言進諫者回避懲罰之。這種局麵，令公卿緘言，將軍自保，在時局的岌岌自危中保全自己。郭子儀這時能不為風氣所轉移，表現了顧全大局、社稷為重、襟懷坦蕩的政治家風度。
宦官程元振，是李豫的左右臂。當年李亨因病去世後，張皇後謀立越王李係，程元振密告李輔國，並與李輔國一起帶兵收捕越王係，殺越王和張皇後，擁立李豫。程元振以此博得新皇帝的寵幸，掌握禁軍，驕橫不法。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長安，程元振隱匿軍情，直到吐蕃過了分州，逼近京城，李豫才知道，倉皇逃往河南。後來靠了郭子儀才收複京都，轉危為安。事後，朝野議論紛紛，都建議殺掉程元振，把宦官的兵權奪過來，交給忠心為國的大臣。程元振害怕了，趁皇上還在河南沒有回京，即勸遷都洛陽。李豫考慮到西京太容易被西北方各族侵擾，同意了他的意見。郭子儀聽到這一消息，深以為這是禍國殃民的壞主意，立刻不顧拂逆龍顏的危險，上書直諫，書說：
雍州（陝西地區）自古以來就被稱為天府之地，右邊是隴州、西蜀，左邊是崤山和函穀關，前有終南山、華山的險要，後有謂水、涇河的庇護，地方千裏，軍隊幾十萬，兵強將勇，確實是戰略的要地。秦、漢兩朝，就是靠了這裏的優越條件才統一中國的。後來他們中有的帝王因為據有這塊地方而得到發展，有的因為放棄了這塊地方而滅亡。所以我們唐朝的高祖定天下先取關中，從太宗到現在，諸帝住在洛陽的也很少。先帝肅宗由朔方起家，殺了安慶緒；陛下您動員整個關中的力量，消滅了史朝義，這雖然是由於平叛安國順乎天意民心，但與地理形勢也有很大關係。近來吐蕃欺負我們而我們不能有效抵抗，問題是因為禁軍都是一些在市場上做買賣的人，他們參軍的目的是為了以軍籍為掩護逃避應交納的租賦，一旦調他們去打仗，隻會逃跑，沒有一個衝鋒陷陣的。另外還有宦官蒙蔽朝廷，政治廢弛，導致了陛下顛沛流離，流落在陝州。這完全是由於用人不當，哪裏是因為關中地理位置不好呢？現在道路傳聞，不知是真是假，都說您要遷都洛陽。洛陽自從安史之亂以來，已被焚燒毀壞得差不多了，百官衙門都長起了矮樹荒草，全城不足千戶人家，街道住宅一片廢墟，豺狼野獸成群地出沒嗥叫；洛陽東麵挨著鄭州、汴州，南麵和許州交界，北麵與懷州、衛州、相州（鄴郡）相連，這一大片土地蕭條冷落，官亭民舍不見炊煙，用什麼來供給天子的吃用和百官住宿呢？況且地勢也狹窄，隻有幾百裏，雖有險要的關隘，也不能滿足防禦的需要，正好是一個戰場。郭子儀分析了地理形勢對遷都的不利情況後，又積極勉勵李豫勵精圖治。他接著寫道：
陛下您不是認為京城一帶剛遭到敵人的搶劫蹂躪，國家用度不足嗎？春秋時衛國曾被狄人滅掉，衛文公住在曹地的茅屋裏，穿著布衣，戴著帛帽，奮發圖強，終於複興了被滅亡的國家，何況您這樣威風赫赫的天子，親自勤儉節約，難道還不如一個諸侯嗎？臣希望陛下把那些沒有能力、光吃飯不辦事的官員和多餘的官員裁掉，抑製宦官的勢力，重用正直的官員，減少賦稅和徭役，同情和撫慰那些下層老百姓和無依無靠的人。最後，郭子儀不顧自己年高體弱，表示願為當朝皇上擔當起訓練軍隊和防禦侵略的重任，希望皇上早日回到京都，拜謁崇廟和陵園，再造唐室江山。
郭子儀如此情真意切、有理有節的言辭，令李豫不勝感慨唏噓，他流著眼淚對左右的人說：“郭子儀確實是社稷之臣啊，朕西還長安的決心定了。”這以後不久，李豫的車駕回到長安，郭子儀叩頭迎接，並對自己犯顏直諫表示歉意。李豫這時已意識到回輿西京是朝野人心之所向，因此慰勞郭子儀說：“用卿遲了，朕才落得如此下場。”於是按照古製，賜給郭子儀以崇功免罪、享受特權的丹書鐵券，並在獎掖功臣的淩煙閣壁上，為郭子儀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