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漢族軍閥官僚為核心的袁世凱集團，打著推行新政的旗號，以北洋控製朝廷，號令全國，對掌握中央政權二百多年的滿族集團的政治壟斷地位造成嚴重威脅。以載灃、鐵良為代表偽少壯派滿族權貴千方百計企圖奪回新政的領導權。這種敏感的滿漢鬥爭，從1906年9月起由暗中勾心鬥角，發展到公開傾軋。
1906年9月，袁世凱上書提出裁撤軍機處，設責任內閣。鐵良等立即反對，並另外提出設陸軍部統轄全國軍隊，軍權集中“中央”。在這場較量中袁世凱大敗，被迫交出兵權，自己也被調往京師擔任軍機大臣，生活在皇族的監視之下。
西太後和光緒帝於1908年11月份先後去世。垂危之際，慈禧安排由3歲的溥儀繼承皇位，年號宣統，其父載灃為攝政王，掌握軍政大權。載灃為光緒帝的弟弟，對袁世凱素來沒有好感，對其出賣光緒的行徑更是深惡痛絕。因此他很想為光緒報仇，杜絕後患，也免使自己大權旁落。為了除掉袁世凱，載灃私下征詢了奕勖、張之洞的意見。奕勖極力反對，並說：“殺袁世凱不難，但如果他的北洋軍起來造反怎麼辦？”張之洞也認為國家剛換了新主，也不宜於輕易誅殺大臣。優柔寡斷的載灃迫於無奈，最終隻好退而求其次。按照張之洞的意見，載灃頒布了一道上諭，硬是以袁世凱患有“足疾”為由，將其打發回河南老家。上諭這樣寫道：“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任職，著即開缺回籍養屙，以示體恤之至意。”袁世凱遭到強行罷斥，但從某種意義上說，袁世凱在如此極端不利的情況下離開京城，得以保住一顆頭顱，其實也該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而清廷放虎歸山，必然自貽後患。
逝者如斯，很快袁世凱便在老家度過了兩個春秋。在這不平凡的兩年裏，中國的形勢又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救國救民對腐朽的清王朝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1911年10月，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爆發了。革命風暴席卷了武昌城，革命火焰如火如荼，迅速燃遍全國，清王朝在革命力量的打擊下，風雨飄搖。老奸巨猾的袁世凱對這種局麵卻很滿意，他深信這必將給他帶來轉機，一線東山再起的曙光呈現在他眼前，令他振奮異常。
武昌起義爆發後，帝國主義將軍艦開進武漢長江水麵監視革命黨人。他們表麵上嚴守“中立”，實則準備物色一個強有力的走狗來替代即將滅亡的清王朝，而袁世凱無疑成為最佳人選。為了使袁世凱早日出山，帝國主義列強大造“非袁不能收拾殘局”的輿論。受袁世凱重賄的內閣總理大臣以及與袁世凱兄弟相稱的協理大臣徐世昌也乘機提議重新起用袁世凱。載灃本不喜歡袁世凱，但迫於帝國列強的壓力和奕勖等人的拆台，最終也不得不考慮運用袁世凱來鎮壓革命。載灃自己盤算：如果袁世凱鎮壓失敗，則可乘機立罪將其殺掉；如果成功，則另找借口削奪其兵權，然後再設法殺之。但是這隻不過是他的一廂情願罷了。
最初清廷發布上諭，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務。然而狡詐的袁世凱給予載灃的回複卻是滑稽的：載灃以足疾為由叫他在家養病，如今他又以足疾未愈為由不肯受命。為了給自己留條後路，袁又說等足疾痊愈後定然出山。這種“猶抱琵琶半遮麵”的姿態正說明了袁世凱的勃勃野心，他顯然是嫌湖廣總督官小權輕，借機要挾載灃。果然袁世凱隨後就通過徐世昌毫不保留地向載灃提出了自己出山的所謂六大條件：①明年即開國會；②組織責任內閣；③寬容參與武昌事件諸人；④解除黨禁；⑤委袁以陸、水軍全權；⑥給予充足軍費。很顯然，一、三、四條是向南方革命黨人灌迷魂湯，企圖證明他是同情革命的，以蒙蔽革命黨人，誘使革命黨妥協分子向他投降。而二、五、六條自然要把軍政大權全部從清廷手中搶奪過來。剛開始，載灃無法接受這些條件，然而革命力量進一步的衝擊又迫使他不得不向袁世凱妥協。載灃一改頑固態度和辦事遲疑的作風，連續下諭，逐步滿足了袁世凱所提出的條件。到此，目睹全國革命浪潮洶湧澎湃、清政府即將土崩瓦解的袁世凱終於再也不解“穩坐釣魚台”了。10月30日，袁世凱開始南下視事。聽到宮廷準備逃走熱河的消息，他害怕失去可供玩弄的工具，急電阻止“北狩”，清廷也趁勢正式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攫取內閣總理大臣後，手握清政府一切軍政大權，成為全國反動勢力的總頭目，而攝政王載灃反而成為徒有虛名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