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臨清政府的腐朽潰敗和革命力量的星火燎原，不同的政治集團常有不同的心態。而習慣於從亂世中發跡的袁世凱又為自己設計了這樣一條道路，即以清政府為工具去壓迫革命力量，使尚不成熟的革命力量屈服；另一方麵又借革命力量去威脅清政府，從而獲取全部權力。總之，他要最終成為全國的最高統治者。
為此，袁世凱從出山開始便擺出一副同情革命的姿態，表示要以所謂的“文明手段”來對付革命黨人，而他所謂的“文明手段”就是通過談判，“招撫民黨”。正因為如此，當袁世凱的老部下馮國璋率領北洋軍連克漢口、漢陽之後，袁卻並不命令他趁勢急取武昌。對於“養敵自重”的道理，袁世凱自然深得要領。
當時革命風暴席卷全國，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階級力量對比對革命愈來愈有利。然而，就在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的時刻，部分革命黨領導人卻缺乏將鬥爭進行到底的信心，反而為袁世凱所散布的和平煙幕遮住眼睛，錯誤地將其視為可爭取的第三種勢力，甘願推舉袁世凱為共和國總統，以換取革命早日“勝利”。這一切自然使一貫抱實用主義的野心家袁世凱大為動心，但礙於他當時所處的地位，還不便公開打出旗號。他“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隻好“於各方麵密遣心腹，竭力運作，己則言共和政體如何不宜於中國，實則一俟運作成熟，遂爾實行”。
為收買革命黨人，袁世凱到北京不久，即接見了剛從刑獄中釋放出來的同盟會會員汪精衛，對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後，衰世凱又指使長子袁克定同汪結拜為兄弟，借以籠絡汪為自己效力。秉承袁世凱的旨意，袁世凱的得力心腹楊度夥同汪精衛等成立一個所謂的“國事共濟會”，上書資政院要求“具奏請旨，聲明實行停戰”，並請旨召集國民會議，議決君主、民主問題。楊度等人的這一舉動無非就是企圖製造一個“合法”機構，推舉袁為臨時總統，使袁既能取得中國最高統治者地位，又不致蒙被篡權的惡名。正如唐紹儀在稍後南下議和時所說：“開國會之後，必為民主，而和平解決，必使清廷易於下台，袁氏易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竊以為和平解決之法無逾於此也。”
為加緊篡奪民國總統的步伐，袁世凱奏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同革命黨代表伍廷芳進行會談，表麵上唐紹儀提出君主立憲的主張，而實際他是攜帶著“國民會議”的方案而來的。他秘密的任務就是取得革命黨人推戴袁世凱為總統的確實保證。所以他下車伊始，口風便已露出：“若推舉袁世凱為總統，則清室退位不成問題。”他又說成立共和國，“袁氏亦讚成，不過不能出口耳”。這些言談完全道出了袁世凱議和的真正目的。
袁世凱一手向南方革命黨人大搖其和平的橄欖枝，騙取總統職位；另一隻手卻緊握屠刀，肆意殺戮北方各省革命黨人，以鞏固自己的地盤。他想萬一議和不成，亦可據北方各省與革命軍對抗。關於這一點，袁世凱的另一心腹阮忠樞在奉命轉告各地爪牙的密信中說得很清楚：“蒿目四顧，棘手尚多……目前多義，當在保持地方秩序，團結軍入團體，聯合各界感情，增長北方實力，最為當務之急。”這時，袁世凱玩弄兩麵手法，利用雙方“全麵停戰”的時機，將北方諸省愛國人士悉以土匪之名，進行血腥殺戮，以迫使革命黨人就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