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後，黨中央委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中央代表團前往中央蘇區。1931年4月17日，出席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同時參與蘇區中央局工作。5月，改選毛澤東、朱德、項英、任弼時、顧作霖、王稼祥、林彪、周以栗、曾山、陳毅為委員，毛澤東任代理書記。內設組織部、宣傳部、政治保衛處等機構。任弼時任組織部長，顧作霖任宣傳部長，王稼祥任政治保衛處處長，古柏任秘書長。8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蘇區黨組織問題的決議》進一步明確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顧作霖、鄧發、朱德為委員，毛澤東任書記。
1931年9月28日，中共蘇區中央局遷駐瑞金葉坪。同年11月1日至5日，在葉坪村謝氏宗祠召開中國共產黨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會議全麵接受中央“指示信”中的錯誤主張，取消毛澤東代理書記職務，改由項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12月底，周恩來從上海到達瑞金，任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主要總結軍事工作，確定第四次反“圍剿”的軍事方針。會議根據臨時中央“左”傾指示精神，對1932年2月紅軍攻打贛州以後的幾次重大戰役作了錯誤估計，批評毛澤東反對攻打贛州等中心城市，主張向贛東北發展的正確意見。提出：“由恩來同誌負戰爭領導總責，澤東同誌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這次會議，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進一步蔓延到紅軍隊伍，再次排擠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確領導。
（二）中共中央局
1933年1月，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局從上海遷來瑞金沙洲壩下肖。4月，中共蘇區中央局亦遷址下肖，與中共臨時中央局合署辦公。中共臨時中央局未另設中央機構。中央蘇區黨的領導機構，沿用“蘇區中央局”的名稱，時稱“中央局”，亦使用“蘇區中央局”、“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局”等稱謂。1933年8月，設立中共中央政治局。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沙洲壩黃竹坳下召開中國共產黨六屆五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部分省黨代表，博古主持會議。全會增選王稼祥、凱豐為中央委員，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孔原為候補中央委員；改選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王明、康生、任弼時、張國燾、毛澤東、王稼祥、顧作霖任政治局委員，劉少奇、朱德、關向應、鄧發、凱豐為候補委員。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為總負責。中共臨時中央局更名為中共中央局。中共蘇區中央局保留名稱，有時交叉運作。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一係列“左”傾錯誤理論和政策。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發展到頂點，最終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1934年7月，中共中央局機關遷駐雲石山豐壟村馬道口。同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隨主力紅軍長征，撤離瑞金。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1931年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責成中共蘇區中央局負責籌備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6月成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準備委員會下設兩個分會，分別負責登記和接待安排代表的食宿。11月5日至6日為大會報到時間。大會代表分別來自江西、閩西、湘贛、湘鄂贛、贛東北、湘鄂西、瓊崖（海南島）蘇區和紅軍部隊、全國總工會，共610人，朝鮮的來賓也應邀出席大會。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大會選舉37人組成主席團，並推舉項英、張鼎丞、陳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鄧廣仁為主席團常務主席，領導大會工作。是日黎明，盛大閱兵式在葉坪紅軍廣場隆重舉行，毛澤東、朱德等檢閱紅軍。下午，大會開幕，項英致開幕詞，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晚間，在葉坪紅軍廣場舉行提燈慶祝晚會。會議曆時14天，期間，項英作關於勞動法起草案報告，張鼎丞作關於土地問題報告，朱德作關於紅軍問題報告，周以栗作關於經濟政策報告，王稼祥作關於少數民族問題報告，鄧廣仁作關於工農檢察問題報告；審議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以及紅軍問題、經濟政策問題、少數民族問題、工農檢察問題等法令和決議案。1931年11月19日，選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20日，大會進行最後議程，先舉行授旗授章典禮，授予紅一、二、三、四軍和紅三軍團、紅六、七、十、十二、十六軍以紅旗，授予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8人以獎章。接著，毛澤東、項英致閉幕詞。嗣後，發表對外宣言，大會執行主席曾山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今天起，瑞金改為瑞京、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