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要從三國產生的社會板塊去觀察了。從起家的角度而言，魏、蜀、吳三國的統治者，在東漢政權還沒有正式結束之前，都是東漢的地方勢力，他們之間的爭奪，也完全是圍繞著誰統一誰、誰消滅誰的關鍵問題展開的。這就是一個地方和中央關係的問題：為什麼在東漢中央政府尚存的時候，會有地方勢力崛起並且拋開中央搞鬥爭？東漢政府的控製力跑到哪裏去了？
中國是一個在不斷的戰亂紛爭中得到洗禮並從中獲得智慧的國家，紛爭與分裂不隻帶來消極影響，也會讓人們加強思考，提出改良的主張。因此，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也從戰亂紛爭中吸取了很多的經驗教訓，並且不斷地思考如何能夠趨利避害，以期尋找到一勞永逸的辦法。經過對曆史的思考，古代的政論家們形成了一套理論，即“內重外輕”、“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要求建立君主的絕對權威，並且強調從形式到內容上都以君主為中心，所有人都不能有觸犯君主利益、“不守本分”的表現。
古代的政論家認為，能夠保證君主絕對權威的基礎，就在於中央握有絕對的政治、經濟、軍事優勢，可以有效地控製地方，讓地方聽命於中央，讓大臣服從於皇帝。這種基礎性建設，就是“內重外輕”的理論。政論家們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認為應該分封皇室去地方做王侯，幫助皇帝統治地方，或者認為應該實行嚴格的郡縣製度，由中央直接控製地方。反之，地方勢力過大，不聽從中央的領導，甚至反過來幹預中央政治，就是“內輕外重”。
說到這兒，可能您會覺著東漢大概也屬於貫徹了“內重外輕”政策的王朝。不錯，東漢政府實行的是分封王侯和郡縣製度並行的地方體製，可以說這是對中央政府控製地方比較有效的辦法，那麼，為什麼這麼一個有效的辦法，會讓東漢末年的朝廷依然無法擺脫成為軍閥們手中爭奪的玩偶的命運？
中國有一句古諺，叫做“前門驅虎，後門進狼”，用來形容黃巾起義被鎮壓之後的東漢形勢，十分貼切。為什麼這麼說呢？在黃巾起義後，何進、董卓、李傕、郭汜、袁紹、曹操等人相繼成為中央政府的掌權者，但往往是一個掌權者上台之後，馬上引得很多地方實權派的反對，於是大家一起圍攻之，趕跑了一個，馬上上台另一個同樣專製的霸權者，但繼任的霸主也不被實權派們認可，於是再次討伐，前後走馬燈般折騰了將近二十年。
這種拉鋸戰的結果，就是最後讓曹操吃掉了其他的競爭對手獨占東漢中央政府的控製權，而劉備和孫策孫權兄弟乘機在南部發展勢力，與曹操形成鼎足之勢。可以不誇張地說，沒有實權派們的爭奪，就不會有三分天下的局勢。
這種實權派們走馬燈般爭奪中央政府控製權的現象，實際源於中央政府本身缺乏實力，所以才會讓國家政權成為野心家們競爭的對象。打個比方，這些野心家們是在做一場政治賭博，爭奪入主中央的權力，但作為中央政府的名義統治者，東漢皇帝們不但不能作為賭場老板來監督並且操縱比賽，反而作為賭局中的“彩頭”，被賭徒們爭來搶去。如果皇帝們有實力，他們根本不用借助任何地方實力派來討伐那些有不臣之心的政治投機者，也不會求助一個霸權主義者去打擊另外一個霸權主義者了。
摧毀了東漢“內重外輕”格局的是黃巾起義。黃巾起義時，起義軍到處燒毀當地官員的府衙，殺掉貪官汙吏，處死豪強地主，攻打地方大家族的私家莊園。東漢統治者對此十分恐懼，急忙頒布緊急的特赦，赦免了以前反對宦官與外戚而被打擊的大臣與地方士人，並號召他們組織武裝共同對付農民起義軍。同時，受何皇後的慫恿，皇帝任命皇後的兄弟何進為大將軍，布置京師洛陽的防務，並派遣皇甫嵩、朱儁、盧植等率領軍隊鎮壓活動在今河南、河北等地的黃巾起義軍。這時，各地的豪強大族也利用他們的人力、財力招兵買馬，組織私人武裝，修建塢壁營塹，以與農民起義軍相敵對。皇甫嵩等鎮壓了黃巾起義，但地方上興起的私家武裝和實權派軍閥卻成長為可以危害中央統治的政治力量了。他們控製了地方之後，變本加厲地向人民搜刮，壓榨程度達到黃巾起義之前的幾倍之多，一時造成了“朝政日亂，海內虛困”的局麵。這種倒行逆施，招致青、徐、並、幽（現在中原、河北、山東一帶）各州也都有黃巾餘部崛起，而涼州北宮伯玉、李文侯、邊章、韓遂等領導的反抗鬥爭曆時最久，使東漢政府疲於應付。這樣，東漢政府便隻能授予地方各級官員極大的權力，讓他們可以集中地方的各種力量對付起義軍。這樣，地方的實權派們順理成章地擁有了地方的軍政財賦管理權。有的地方更設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職，以便讓他們更有力地聯絡地方豪強的私家武裝，隨時鎮壓農民起義。這樣也增加了地方的獨立性，形成了內輕外重的局麵。
內輕外重的局麵一旦形成，就很難扭轉，因為地方實權派軍閥們坐收了漁翁之利，把黃巾起義重創東漢政府當做自己發展勢力的機會，並占盡先機，無論在對中央政權的爭奪上打出的驅逐外戚誅滅宦官的口號，還是在地方上擴張地盤擴充軍備的實際動作，都十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