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讀三國、談三國的時候，人們有一種傾向，認為三國時代的英雄人物，都是靠著雙拳打天下，然後找到一個諸葛亮式的軍師輔佐，才成就大業的。多少戲曲和評書都是這樣渲染的，從現象上看，也好像真的是這樣，三國時代的三家統治者，最初也都是靠著自己的一支小部隊，在多年征戰中不斷發展壯大，最後建立了國家。
但是，如果把曆史簡單地看成三個軍事集團的成長，那三國曆史就變成三國戰爭史了，在戰爭之外更為廣泛的社會背景，更為重要的社會因素，反倒被扔在一旁不被重視了。無論是曹魏、蜀漢還是孫吳，它們雖然靠著軍事力量取得了地盤，但是它們為什麼要製定出那樣的軍事目標和軍事計劃，則是軍事本身所不能決定的。
說到這兒，就要提一下著名的春秋仁君宋襄公了。他秉承西周以來的貴族戰爭原則，認為在敵軍渡河時不能進攻，敵軍上岸沒有列好隊時不能進攻，就這樣，他失去了一個個機會，反倒被敵軍打了一個措手不及。這還不算，戰敗後他還和對方主將說，我軍的將士，受傷的不能殺，老人不能殺，家裏是獨子的不能殺，如果要殺就殺我一個人，但是對方哪裏會聽他的話，還是按照春秋時代爭霸戰爭的規則，來處理宋襄公和他手下的士兵。
宋襄公的故事看起來就像天方夜譚一樣，但是在中國古代，這樣的事情還真的就是合情合理的。戰爭本身隻是工具，不同的政治主張在戰爭上都有體現，在建國的道路選擇上更是如此。在古代思想家看來，建國不建國、成功不成功並不是最高的追求，如果為了追求勝利放棄自己的倫理價值觀念，是絕對不可取的。
）1.出身·資曆·政治路線
由血緣出身所帶來的政治資源上的不同，具有不穩定性，你即使繼承了家族的政治資源，這個資源並不是就跟著你走的，你自己還要成長，還要有自己的政治經曆，這種政治經曆是什麼呢？就是資曆。
政治資源決定一切
到了漢末三國時期，東漢皇帝的權威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地方軍閥們相繼起兵，爭奪對中央的控製權，從中外的經典理論來說，這些軍閥以地方勢力企圖操縱中央，這屬於僭主的勾當，也就是中國政治文化中所說的“霸道”。這一點，並不因為起兵的軍閥們個人的家族出身而有什麼區別。
以往一直有這樣一種理解，認為軍閥們的出身不同，所以導致他們實行了不同的政治路線。這種觀點從古代到現代，一直有人這麼說，甚至一些學術著作裏麵，也說袁紹出身於“四世三公”的貴族家庭，受過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所以他奉行的是儒家的政治路線，而曹操則因為出身於宦官養子的家庭，從小耳濡目染的就是爾虞我詐的權謀，所以他推行的是法家路線，劉備則因為出身漢代皇室旁支的後裔，所以代表了漢代正統，是王道的代言人，等等。
這個說法特有迷惑性，為什麼呢？因為從現象上來看，出身於士大夫家族的人，他們幾代人的政治傾向，往往都是代表著士大夫利益的，而宦官的黨羽或者養子，因為投靠了宦官，所以在政治路線上更加接近宦官集團。所以，人們對袁紹和曹操有這樣的認識，也不足為奇。當然，不足為奇並不是說正確無誤，前麵已經說了，按照經典的理論，曹操和袁紹都是“霸道”的執行者，並沒有根本的不同，他們的出身，並不能影響他們的政治路線。
出身是什麼？是一個人從他的家族所繼承的政治資源，比如政治觀念、政治勢力、政治地位等。曹操和袁紹在出身上的不同，就在於一個繼承了家族的士大夫的名聲，一個背負了家族投身為宦官養子的惡名。然而，這種由血緣出身所帶來的政治資源上的不同，具有不穩定性，因為你即使繼承了家族的政治資源，但是這個資源並不是就跟著你走的，你自己還要成長，還要有自己的政治經曆，這種政治經曆是什麼呢？就是資曆。政治資曆，是一個人憑借自己的能力，加上家族影響、時代機遇等綜合因素所獲取的政治資源。這種由政治資曆帶來的政治資源，才是和你個人的政治路線一致的，不然就沒辦法解釋為什麼堯舜禹都是由禪讓做了君主而到了禹的兒子啟的時候為什麼就從禪讓製度一下子變成家天下了。
所以說，出身和資曆，是一個人政治路線的兩個支撐點。這兩個支撐點中，出身可以說是先天的，就好比人的遺傳能力，而資曆則是後天的，是自己在不斷的曆練中獲得的能力。先天遺傳的能力如果長時間得不到開發，也會退化甚至完全失去這種能力，而後天獲得的能力，在不斷的激發和鍛煉中，則會越來越強化，並成為你獨有的特殊能力。政治路線也是一樣，先天獲得的（出身），隻不過是一個起跑線，後天培養的（資曆），才是真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