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曹操力圖集權於己，不容許臣下有結黨行為。為了監視群臣，他設置了“校事”。他要監視和控製的大臣，主要是指世家大族，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麵不能不加以籠絡，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一方麵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後來，孫權也仿效操設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行霸道者設置監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大臣結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的內部結構看，世家大族出身的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術，但不這樣，是難以製伏他們的。曹操還令諸將家屬遷居鄴城，以防軍將們叛己外逃，也是比較有成效的霸道權術。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複，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說，行霸道，隻不過是從正統論觀點出發的一種評判，而曹操推行的具體的政治措施，也和宦官專權的政治有天壤之別，這也說明了在亂世之中，別無選擇的軍閥們選擇了霸道的政治路線之後，在具體的治國措施上，也不是完全的殘暴和貪鄙。
和平主義的破產
當然，在亂世中，因為地理和傳統的影響，也有並未參與霸權爭奪的一些軍閥，比如盤踞在漢中的張魯宗教政權。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縣（今江蘇豐縣）人。祖父張陵，在漢順帝時（126至144年），學道於鶴鳴山（今四川大邑縣北），造作道書，入道者出米五鬥，因被稱為“五鬥米道”。陵死，子衢、孫魯相繼傳其道。黃巾起義發生，張魯和另一五鬥米道首領張修在巴郡率領道徒響應。漢靈帝中平五年（188年），劉焉為益州牧，張魯母由於傳道，常往來焉家。初平二年（191年），劉焉以張魯為督義司馬，張修為別部司馬，使二人率部往攻漢中，張魯得漢中後，斷絕通往關中的穀道，殺漢使者，並襲殺張修，並其部伍。興平元年（194年），劉焉死，張魯脫離劉璋，自樹一幟，並進而奪取巴郡。
張魯在漢中建立的政權，有許多特殊之處：
首先就是這一政權的宗教特色。它是政教合一的政權。五鬥米道的教義是有鬼論。認為人無時不受鬼的監督，鬼能根據人的行為而降災或賜福。魯自號“師君”，入道的一般徒眾稱“鬼卒”。部門首腦和帶領徒眾者稱“祭酒”。其中統率徒眾多者稱“治頭大祭酒”。負責某部門事務者有“都講祭酒”、“奸令祭酒”等。除祭酒外，不另設其他官員。無論本地和外來者都需入道，不準有例外。
其次，在人心世道的監督上，和黃巾起義者信奉的太平道類似，五鬥米道對道徒也提倡誠信，反對欺詐虛妄。廢除一切嚴刑酷法，務行寬惠。主張先教後刑，有小過者，先自己反省，伏罪後罰修路百步的勞役；犯重法者，先原宥三次，然後行刑。春夏禁止殺人，秋冬始能處決犯人。同時，張魯政權還推行一些有利於百姓的公共福利製度，比如祭酒轄區在交通路衢修築義舍，備有義米義肉，行人可以量腹取用。
另外，為了保證在亂世中自己政權的經濟穩定，張魯政權規定，禁止造酒、喝酒；市肆百物都保持平常價格，沒有暴漲暴跌現象。
由這些特點可以看到，五鬥米道的一些政治、經濟措施，如簡化行政機構、廢除殘酷刑法、主張先教後刑、設置義舍義米、平抑物價等，都有一定程度的積極意義。這在古代通過農民起義而建立的政權中也是少見的。張魯在漢中統治的結果是：“民夷便樂之”、“競共事之”、“關西民從子午穀奔之者數萬家”。這裏的人民過著比較安定和睦的生活。所以張魯能夠“雄踞巴、漢垂三十年”。因此，可以說張魯在漢中的政權，完全是東漢末年群雄爭霸時期的一個特別現象，它既不參與爭霸戰爭，也不進行地方勢力擴張，而是安於現狀，注重對內治理安定百姓，這是亂世中的一個特殊存在。當然，也要看到，因為漢末戰爭的影響，關中地區已經破敗非常，所以張魯政權所處的漢中地區沒有了關中豪強的威脅，而且遠離軍閥混戰的中原地區，所以才能免於戰火幾十年。因而，張魯政權的存在，並不能說明在亂世之中軍閥們還有其他的選擇，而是在封閉區域中的一個暫時性的苟安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