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說到三國時代，這真是一個很“奢侈”的時代，為什麼這樣說呢？後漢在自我生存、擴張的過程中，積累了二百年的社會財富，同時也抑製了周邊戰爭民族政權的發展，比如皇室、外戚繼承了前漢對匈奴的警覺，多次使用戰爭、和親等手段遏製匈奴南下，如竇氏北征到漢末時，匈奴勢力也已經明顯衰落。與烏桓、鮮卑、羌人並列於北方邊地。其中匈奴、烏桓、鮮卑還互有攻伐，所以雖然漢室至曹魏時已經被架空，各家軍閥並起逐鹿，內亂不絕，國力大衰，但北方並沒有一個如後代的遼、金、元、清這樣的強大政權建立起來，否則中國從三國到隋朝間數百年的大分裂局麵也不會產生。
有這樣的時代背景、政治背景，三國時代國家政治的形態也就擁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勇於內爭。這一“講”裏涉及的內容，主要就是漢末從軍閥割據到三國鼎立期間的中央、割據政權的各種內爭的形態和教訓，而且主要把目光放在具體的人上。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來就很複雜，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關係就更複雜了一層，政治人物與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還要再複雜一層，尤其在三國時代，曹魏、蜀漢、孫吳，加上早期的袁氏、劉表、劉璋集團，其政治哲學與存在宗旨都鮮明不同，政治理想各異的三國人物，更在其中有著不同的際遇和爭鬥。如曹魏內部的紛爭，早期集中在保皇派和擁曹派之間，後期集中在諸曹係統和三司馬係統之間；孫吳的內部紛爭，一直集中在貴族文臣集團和平民武將集團之間；蜀漢的內爭，則圍繞劉備諸葛亮不同時期延攬的精英派係間展開，如劉備在徐州、荊州、益州不同時期重用的不同文武班底。
時代不同了，英雄豪傑起於田畝，他們又與時代公侯的精英共處廟堂之上，其內爭怎能不呈涇渭分明之勢？
）1.沒有騷動的喧嘩
曹操並不因為陳琳對他的家世進行辱罵而害怕，而是因為陳琳一針見血地指出他的陣營內部的種種問題而驚恐。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算是在一個群體裏麵，也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會產生很大的分歧，更有趣的是，這種分歧，往往不隻是和人們的知識水平、家族出身有關係，而且還和他們在群體裏麵所扮演的角色有關係。
從三國時代來看，三個政權內部都有一個十分相似的現象，那就是文臣和武將之間，存在著比較大的理念分歧。武將們多數都是支持建立“霸業”的，而文臣們則向往“共和”。
就以曹魏政權做例子，徐庶是曹魏政權中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是明確的“身在曹營心在漢”，人在曹操手下，心裏卻一直在想漢室的複興、劉備的踐祚。更早的關羽也是如此，降漢不降曹，明確表示對曹氏的敵意，可為什麼他們這樣的人物在曹魏內部也有生存的空間呢？原來在曹魏內部也是很有保皇派的勢力的，如董承、伏完這樣明確的保皇派，還有荀氏叔侄這樣隱藏的保皇勢力，甚至崔琰、孔融這樣立場比較模糊，但態度十分激烈的反曹——準確地說，是反霸權——人士。
但為什麼這些人可以作為曹操統一北方的文武班底呢？那就是大方向的使然，這個“大方向”即為削平北方割據勢力，維護漢族中央政權的統一和絕對權威，這符合大多數老百姓的利益，當然也更符合大地主、大貴族的利益。所以不僅崔琰、孔融這樣的豪族大家的代言人願意跟著曹操，於禁、樂進這樣出身行伍的人投機於曹操，連典韋、許禇這樣出身豪賊、黃巾的人也願意跟隨他。
大方向一致了，但內部的“霸業”與“共和”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銳——崔琰、孔融這些擁護共和、希望保持漢朝皇帝權威的人，後來皆與操反目，死於曹操之手，董承、伏完、荀氏叔侄亦然。而曹操為了自己的霸業，變得越來越神經質，居然多疑到了“夢中殺人”的程度，總是以為有人要害死他。這種現象，確實值得深思。
文字的打擊能力
“文如其人”、“詩文傳心”這些話，都是古代樸素的文藝理論，認為文章可以代表一個人的想法和立場，並不是簡單的文字堆砌。曹操和曹丕父子都十分重視這一點，曹丕甚至還認為，文章和興邦治國有著十分重要的聯係。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就因為文章不僅是一篇一篇的文字，還是寫文章的人的思想的體現；文章本身並不可怕並不動人，可怕的和動人的是寫文章的人。
寫文章的人是什麼人？自然是那些有才華的文臣。他們是繼承了傳統文化精神的人，既受過嚴格的文化訓練，也有十分高的文化修養和高明的論調，對國家的大政方針也常常有獨到的見解。因為這樣的原因，文臣才被重視，他們的重要，並不是因為他們會寫詩作文，而是因為他們具有士大夫這種特殊的社會和政治身份。
正因為這樣，那些文臣筆下的文章，才會受到很高的重視。
在《三國演義》第22回，劉備計劃令袁曹對攻，自己坐收漁利，就派孫乾勸袁紹攻曹操，當時就提到陳琳所寫的討伐曹操的一篇檄文，引起了很大的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