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進的根據是利、機、虛、需。見利而進，已成為當時十分明確的共識。東漢王朝的崩潰已成定局之際，各路英雄豪傑見有利可圖，奮起而進。孫吳在曹操大軍逼近的情況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孫權經智囊們點悟，終於明白事理，見利而進，取得了赤壁之戰的勝利。至於袁紹不乘曹操東襲劉備之際發兵南下，劉表擁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時北上，對於大利視而不見，等到對方騰出手來，則被動挨打，悔之已晚。見機而進，見虛而進，見需而進等原則，都是對以往見可而進的具體推演。與進的根據一樣，決定退的根據是害、實、強、勁。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知難而退，適可而止，避實就虛，避銳擊惰等均為退的原則。
第二，深入挖掘進與退的內在聯係和辯證關係，發揮退的積極性，以退為進，保持主動。
曹操贏得官渡之戰後，袁紹之子袁尚、袁熙統領數千人馬奔逃公孫康。公孫康擔心曹操攻擊遼東，怕自己難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後來曹操征服烏桓，逼近遼東。有人建議急攻遼東，以便鏟除隱患，而曹操以退為進，使公孫康殺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則合，緩之則離”的韜略原理，利用征服烏桓的神威和公孫康擔心袁氏兄弟將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發揮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對公孫康的壓力，以增加和突出袁氏兄弟久居遼東，勢必鵲巢鴆占的矛盾，從而移花接木，借刀殺人。如果遇到必須要退的情況，韜略家們並不簡單地作出退卻的決定，而是采用兩種方式。其一是主動退卻。蜀漢建興六年（公元228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曹真率兵相拒，諸葛亮因糧草短缺，主動退兵。其二是以進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孫權北征，派遣陸遜與諸葛瑾攻打襄陽，陸遜讓親信韓扁帶著信件送給孫權，建議退兵。韓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諸葛瑾擔心泄露軍事機密，急催陸遜退兵，而陸遜則不動如山，安閑如常，認為受命防守戰略要地，不能示弱，裝出進軍姿勢，然後才退兵，這表現出了陸遜高度的韜略素養。
第三，在運動中改變進退的態勢，使敵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動挨打的狀態。
諸如聲東擊西、先縱後擒、欲戰姑和、回馬槍、撒手鐧、拖刀計、流星錘……都是以突然的定勢中斷，改變進退方式，取得奇效的。
第四，將進退韜略運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個領域，大大強化了進退韜略的使用價值。
第五，將進退韜略納入總體目標的軌道，賦予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總體意義。
進與退的決策，不再被視為孤立的一項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體中的個體。曹操西進，攻擊董卓的倡議，政治上以“兵以義動”、“以順誅逆”的美名；軍事上，“全製其險”、“示天下形勢”，占據主動地位；外交上，聯絡關東聯軍；經濟上，一決而勝，減少軍事費用。隻因各派勢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劉備西進，政治上打著恢複漢王室的旗號，實在為軍事上能占據一方基地而考慮。孫權、周瑜的全據長江計劃，西進荊、益方案，亦為全局中之關鍵性一步。至於退的情況，從前述的史實，自可見其總體上的意義了。
決定進或退，是走向成敗的關鍵。進有進的軌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進退到軌道與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決策主體的控製了。這些軌道與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運行規律，人們很難加以扭轉，因此，高明的韜略家之所以動靜相宜、進退自如，就在於對這些軌道與航程已了如指掌。賈詡建議張繡進退，與曹操周旋，前敗後勝，張繡困惑，經賈詡指點，才豁然明白。諸葛亮隆中路線經關羽失荊州的挫折，蜀漢的國運，終不能昌盛。隻有認清社會曆史的發展趨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進退韜略的精髓。
三國時期那些成功的決策者，總是從長遠的眼光出發，製定進退的計劃，進退的最終效果往往與決策者的遠見卓識密切地聯係在一起。何進、董卓、呂布、袁紹、公孫瓚、劉璋、劉表、袁術、李傕、郭汜、袁譚、袁尚、袁熙、公孫康、曹爽、孟達、諸葛恪、孫皓等許許多多將帥君臣，或因軍事膽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麵的缺陷、短視，進退失措，折戟沉舟，以至身敗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