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病根不在諸葛亮身上，而在對三國曆史的解讀上。知識分子和統治者們拚命去神化三國人物，劉備、諸葛亮、薑維、關羽這樣的正麵人物要錦上添花，就連呂布、董卓、曹操這樣的反派角色也要誇大他們的能力，這樣才能顯出與之鬥法的諸葛亮、劉備們的才能。於是，劉備變成了雙手過膝的怪物，諸葛亮變成了呼風喚雨的巫師，曹操變成了神經官能症患者，司馬懿變成了扮豬吃老虎的狐狸……這種神化，無非是把知識分子自己的政治理想無限誇大，所以讓三國時代的英雄人物一個個不是變成超人就是變成魔鬼終結者，似乎隻需要他們出馬，百姓都可以作為觀眾，隻看著他們之間的爭奪就夠了。可是知識分子無論如何神化，都離不開三國的正史，於是隻能把人物們評論得如同悼詞裏麵所講的那樣，永遠正確、無往不勝、英明神武、神機妙算。可是這樣的話說上一次兩次就夠了，時間長了之後，沒有新內容，全是官樣文章，百姓們自然不會買賬，用一句流行的話來說，無休止的重複炒作和政治宣傳，讓百姓對知識分子所描述的三國人物產生了“審美疲勞”。
產生了審美疲勞之後該怎麼辦？隻有顛覆，在顛覆中尋找新的資源。前麵我們說過，三國曆史，是中國的資源，人們可以從中探求解決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的辦法，不過，這隻是實用方麵的功能，當對三國的解讀充斥了太多的實用性之後，人們就會慢慢對三國用以實用的資源產生厭倦，轉而尋找那些可以產生生活中樂趣的資源了。
三國的資源，不是單一性的，而是蘊涵著很多側麵、很多層次的資源。如果覺得它隻是可以作為實用的案例集錦，就是低估了三國的曆史價值。當三國的實用資源無法使用的時候，人們就要轉而尋求它其他方麵的資源了。
在什麼樣的時代，三國的曆史資源無法實用呢？那就是魯迅所說的“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那是一個連基本的生存權都無法保證的時代，既然生死都已經操控在他人之手，那還何談實用三國的曆史資源建功立業呢？在這樣的時代，就出現了三國資源的轉型，娛樂性質的成分開始凸現，而嚴肅意義的經驗逐漸退居幕後。而一旦出現了轉機，人們又擺脫了“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進入“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三國的資源又會轉回到以尋求經驗以資功業為主的方向上來。如此以往，循環不斷，這就可以稱做“雅俗三國的雙重變奏”。
對三國來說，什麼是雅，什麼是俗？這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劃分，也不是一個文學層麵的比較，而是根據三國這種曆史資源對人產生的影響性質所作的區分。當人們以三國資源作為建功立業、治國安邦的指導時，三國資源就成為“雅”三國，因為那是會影響社會發展的；而當人們用三國的曆史資源來娛樂自己、消遣自己的時候，三國的資源就成為隻對個人生活有影響而對他人無任何效果的“俗”三國。因而，“雅”三國不一定真的文雅，也有火燒連營水淹七軍的殘酷，而“俗”三國也未必真俗，更會有蘇東坡的《赤壁賦》這樣傳誦千古的好文章。
“俗”三國的資源，主要表現在文藝作品上。而文藝作品中，又以戲曲作品最能體現三國作為影響個人生活的資源的特點。
有一出戲叫做《鳳儀亭》，講的是王允獻上連環計，用美女貂蟬離間董卓和呂布的關係，借機除掉董卓的故事。在這出戲裏麵，董卓的好色和貪婪殘暴表現得淋漓盡致，呂布的魯莽衝動也十分形象。在董卓終於中了連環計而與呂布反目，在鳳儀亭擲戟的時候，人們心中都會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董卓橫行朝野的助手終於被他自己拋棄了。鳳儀亭的故事，在三國曆史上並沒有，但是人們都相信那是真的，因為呂布和董卓最後確實反目成仇，而且戲中刻畫的人物性格特點也和曆史上的董卓與呂布十分相近。這就是三國作為生活資源的作用，它不但給人們展現了三國人物的“私生活”，而且把百姓們對統治者殘暴貪婪的仇恨蘊涵在裏麵，人們希望看到的暴虐的權臣走向末路的結果，也在戲中出現，在一個“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人們除了在戲文中獲得心理的補償之外，還能有什麼過多的奢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