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至正十八年（1358年）宋濂出山，到洪武十年（1377年）致仕，前後十九年。在這十九年的時間裏，朱元璋非常尊重和信任具有淵博知識和高尚品行的宋濂，並一直“留在身邊，充當顧問”。
宋濂一生飽讀經書子集，寫得一手好文章，當時的人都以能得到他的文字為榮。相傳劉基曾對太祖評論當代文章時說，天下文章以宋濂為第一，自己甘拜下風。
在明太祖朱元璋為政期間，以宋濂等為代表的“道統”文學在官方政治勢力的推動下，漸漸取得了文學的主流位置。
道統文學觀已產生了很長時間，可是每一階段的理念都有所不同。如，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提倡“文以明道”，特別著重於“文”的工具性，卻並非不重視“文”，代表人物是韓愈和歐陽修；宋代理學家針對前人的不徹底性，提出了“文道合一”以及“作文害道”的觀點，防止文人在“道”以外重受到“文”的吸引。
宋濂在元朝末期曾被元順帝召為翰林院編修，但他以侍奉雙親為由婉言辭謝，並在鄉裏隱居起來。這一期間，他曾經信仰道教，從事寫作，闡釋個人的主張和學說。
他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襲理學家的極端觀點而發展的。宋濂特別著重於“文”，而他指的文並非專指“辭翰之文”，卻是“道”的“象”，也就是“呈現”，“文”和“道”時刻相隨，“道”在何處，“文”便在何處。在著述裏，他也一次次地提出了“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等看法。
然而，若單獨以宋濂的理論來評判各位古代作家，便顯得十分偏執狹隘了。例如，在《徐教授文集序》裏，宋濂毫無顧忌地提出，在孟子之後便“世不複有文”；他認為，賈誼、司馬遷學到的隻是“皮膚”，韓愈、歐陽修學到的也隻是“骨骼”而已；他認為，唯獨宋代的幾名大儒“得其心髓”，方可謂“六經之文”。
實際上，通過《元史》的編寫格式可以看出，“文道合一”論是一種被官方讚同的觀點。自從範曄的《後漢書》被分別立為《儒林》、《文苑》兩傳，以此將經學之士和文學之士區分開來，後世的官修正史便大多遵循這種編寫格式。而《元史》則將此種區分取消了，單獨設立《儒林傳》，提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
《元史》是朱元璋命宋濂編撰的，宋濂如此安排肯定投合了朱元璋之意。在官方的支持下，此種理論必定會對文學的發展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在宋濂的文集裏，充滿了眾多美化、讚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和讚揚貞婦烈女之作，這些作品集中體現了他的“道統”文學觀。較為接近現實中的人性。例如在《王冕傳》中，他將元末一個“狂士”的精神狀態刻畫了出來。《送東陽馬生序》也較為真實動人，講述了他早年在貧困嚴寒中求學的艱難。
宋濂寫的各種文體時常各具特色，較為靈活。他的散文語言簡潔淡雅，很少鋪陳，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段，也可寫得清麗俊美。
從總體上看，宋濂的文章風格既完全符合道德準則，又具備很高的語言造詣，體現了他嫻熟的寫作技巧，或許這就是他的文章被奉為明朝初期文章風尚典範的緣由吧。
宋濂於1369年依令修撰《元史》，被授為翰林院學士承旨、知製誥。因此，明朝初期朝廷中一直流傳著“一代禮樂製作，濂所裁定者居多”的說法。
宋濂在儒學長期熏陶下，精通經史，深諳世之興衰的道理，他希望朱元璋用儒家的思想來統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