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幅經過點改的對子“惟大英雄能好色，是真名士自風流”流傳甚廣。不過，若非大英雄，盡可不好色（通常英雄應該不好色，例如傳說中的關羽）；即使假名士，亦必定風流。可見“風流”已成為“名士”的特定標誌。而照賀昌群先生的考證，“名士”一詞在中國古代實經曆了內涵的演變：其原初意義應為知名之士，《禮記·月令》中所雲“名士”者即是；漢末則大抵指反對宦官政治、以澄清天下為已任的士大夫；魏晉之際，那些借清淡與醉酒逃避現實、對政治感到絕望的不合作者，被冠以“名士”之稱；最終，南朝時期，名士中的傑出之輩說妙語，美風度，精義理，其末流便隻剩下放誕不羈、嘩眾取寵的本事，即王恭所總結的：“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篇》）不幸的是，後世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接受“名士”的概念。既然“名士”的身份有階段性的變異，“風流”自然也與時推移，而是現語義差別，從品行卓異到不拘禮法降而至於性行為不檢點。又不幸，後世也更多從末一意義上使用這一詞語，仿佛“名士”總是與“豔遇”一類的風流事聯係在一起。我本無意矯正千百年來形成的語言習慣，之所以辨析其間的異同，原是因為用“名士風流”的字眼來狀寫黃宗羲時，有加以區分的必要。
讀《黃梨洲文集》時，會有一個發現，黃氏喜用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的典故。這既用以自述生平，如《避地賦》中“遂狺罵為黨人兮，禍複叢夫俊及”；又用以推許朋輩，《仇公路先生八十壽序》數及昔日交遊之張溥、吳應箕、艾南英等人，“一時為天下所宗，幾於三君、八俊”。而辭意所指，也不離複社中人，其所謂“複社之名，儼然如俊、及、顧、廚之在天下”（《錢孝直墓誌銘》），已說得十分明白。查考八俊、八顧、八及、八廚（包括“三君”）之典，無一例外均出自（《後漢書·黨錮傳序》），其人都屬漢末名士。複社之反對宦官魏忠賢餘黨，標榜氣節，自視也被人視為東林黨後進，正與以黨錮被禍的漢末名士行事、誌節相近。因此典故於複社之情事，不僅極為貼切，而且也見出黃宗羲年輕時的名士風流，實以漢末清流為榜樣。
不過，若與同是清初大儒的顧炎武相比，黃宗羲的名士習氣顯然更重。顧氏於明亡後始終以救於下為己任，與東漢名士的澄清天下仍有相通處；而其避名就實，不好標榜，則又與之相異，故亦可謂“誌士”或“烈士”。黃宗羲卻是從始至終，名士心態不改。
68歲時作的《黃複仲墓誌》，便有充足的表現。文章起首即慨歎明亡後士大夫之憂心忡忡，語多卑俗，“名士之風流，王孫之故態，兩者不可複見矣”。而所述黃子錫，恰是身兼二者的劫餘人物。從黃宗羲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於“名士風流”的理解：“北海南館，投壺卜夜，廣求異伎，折節嘉賓；出有文學之遊入有管弦之樂；繞床阿堵，口不言錢”，為明末之黃子錫的寫照；“入杼山種瓜，培壅如法，瓜味特美”，“即甚困乎，然焚香掃地，辨識金石書畫，談笑雜出，無一俗語，間畫山水，清暉娛人”，“其碩寬堂，兵後瓦礫堆積，複仲遂因瓦礫位置小山，古木新篁，虧蔽老屋，正複不惡，蓋複仲不以奔走衣食，失其風流故態”，為入清後之黃子錫的意態。套用賀昌群的分法，其為人物最多可上溯到魏晉名士，尤近於南朝之上等名流。文中固然也述及黃子錫於明亡之際有舉兵之議，隱居後“壯懷未能銷落”，本與東漢名士同懷，而黃宗羲對此未加渲染，顯然並不以“名士風流”之固有情態視之。可以這樣理解，若在明末一類衰也，激揚清議的政治熱情原不可少，僅從黃宗羲對俊、及、顧、廚的偏愛，不難悟到。隻是在黃氏眼中，此乃“風流”之變態，與本文在全麵意義上的使用尚有些許出入。
雖然如此，黃宗羲之早得大名，畢竟是在晚明末也，這便注定了他與漢末名士心跡相接。當其出而應也，即是以東林被難大臣之後這一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身份出現。崇禎皇帝昭雪冤案，眾學子皆“訟冤闕下，敘其爵裏年齒，為《同難錄》，甲乙相傳為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誌，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顧玉書墓誌銘》）。同難兄弟的同病相憐、同仇敵愾，使他們成為晚明社會中很有號召力的一股政治力量。黃宗羲也因此知名於世，並成為主持科舉的考官爭欲羅致門下以資誇耀的對象（見《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盡管陰錯陽差，黃氏終未入選，其名聲卻照樣蒸蒸日上，騰於眾口。
就中具名《留都防亂揭》，為其早年最風光之事。除《同難錄》中的兄弟外，黃宗羲當時還多結了一批誌趣相投的同誌。形跡最密的沈壽民、陸符、萬泰，都是一時名士。三人也一同列名於《留都防亂揭》，而尤以沈氏對揭貼出力最多。1638年（崇禎十一年），因魏忠賢餘黨阮大铖避居南京，觀望時勢，拉攏複社名流，以圖再起，複社領袖張溥也有意加以利用，增強在朝中的勢力，南京一班獨持清議的青年學子於是發起驅阮，以伸張正氣。先是沈壽民以諸生上疏彈劾宰相楊嗣昌，末尾並及阮大铖，由此而引發了留都防亂的公議。吳應箕對阮氏以逆黨人物而公然搖過市早已十分憤慨，遂與顧果、陳貞慧商量，推沈氏之意，擬成《留都防亂揭》，大張阮大铖種種罪狀，並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