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者視為死灰不燃，深慮者且謂伏鷹欲擊，若不先行驅逐，早為掃除，恐種類日盛，計畫漸成，其為國患必矣。
此揭草成，東林子弟顧果以顧憲成之孫，義不容辭，名列揭首；受魏黨迫害致死的死難諸家懷有深仇大恨，推黃宗羲領銜，名居第二。“一時勝流鹹列其姓名”，計有142人（一說為140人）。這確實是一次名士的大聚會。公揭一出，阮大铖氣焰頓沮，“杜門咋舌欲死”（《陳定生先生墓誌銘》），並因此埋下了南明弘光朝黨爭的伏線。
《留都防亂揭》不僅打擊了阮大铖的複出活動，顯示了清議的力量，而且提高了黃宗羲等具名者的聲望。驅阮的政治意義如此鮮明，毋庸置疑；而這一行動中所蘊藏的名士風習，也不應漠視。黃氏的《陳定生先生墓誌銘》，即記述了他們在反阮的同時，任情縱性的一麵。揭文公布的次年，吳應箕與陳貞慧又在金陵發起組織了國門廣業之社，參加者大致仍是揭中署名人。黃宗羲也在其內，並與陳貞慧、張自烈、梅朗中、沈土柱、冒襄以及不在揭中的侯方域等關係最密切，數人“無日不連與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铖以為笑樂”。其“咀嚼大铖”的情狀，在陳貞慧長子維崧的《奉賀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蘇瑞人五十雙壽序》中有更詳盡的描繪：陳貞慧、冒襄於崇禎十一、二年在金陵，廣交賓客，尤喜與東林被難諸孤兒遊，“遊則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寧（按：即阮大铖，其為安徽懷寧人）歌者為冠，所歌詞皆出其主人。諸先生闡歌者名，漫召之。而懷寧者素為諸先生詬厲也，日夜欲自贖，深念固未有路耳，則亟命歌者來，而令其老奴率以來。是日演懷寧所撰《燕子箋》，而諸先生固醉，醉而且罵且稱善。懷寧聞之殊恨”。這應是揭文發布以前事。阮大铖的《燕子箋》傳奇作得確實不壞，所以這些精於賞鑒的顧曲行家聽到好處，也會“稱善”；卻是絕不因此而寬宥阮氏，於是仍少不了痛罵。本來驅阮作為一場政治鬥爭，布下堂堂之陣。樹起正正之旗，將《留都防亂揭》公之大庭之眾，造成一種不容抵禦的社會輿論，便已完其使命；而黃宗羲等人猶以為未盡興，又逞其嘲罵，便是青年名士的作派。老成持重的政治家自不會如此行事。雖然我們不會因此而原諒阮大铖日後外死周鑣。欲將黃宗羲與顧果等人下獄的大肆報複，卻還是可以理會其惱羞成怒並不全在防亂一揭。
黃宗羲的顧曲雅興原不始於金陵，在此之前已甚濃。《鄭玄子先生述》記其1634年到杭州，讀書社的鄭鉉常來訪，而“夕陽在山，餘與銅（按：即沈士柱）尾舫觀劇。君過餘，不得，則聽管弦所至，往往得得，相視莞爾”。而且據《感舊》讀其五自注，“銅在西湖，每日與餘觀劇”，興致之高，直是無以複加。宴遊除酒、樂之外，助興還少不了善解人意的二八佳麗。何況秦淮名妓天下聞名，又何況與之連輿接席的諸人多有此嗜好，冒襄之於董小宛，侯方域之於李香君，已成流傳不絕的風流韻事。黃宗羲的憶舊文章中雖避而不談自己，並對侯方域“必以紅裙”侑酒不以為然，吳應箕於宴飲中欲招顧媚，也被黃氏引燭燒去紙條（見《思舊錄》中《張自烈》、《吳應箕》二則），然而晚年所作《懷金陵舊遊寄八正誼》第四首：“秦淮河”一詩中，還是隱約透露出個中消息：
河房曾掛榻，不異蕊珠宮。
數裏朱欄日，千家白柰風。
渡煩桃葉淚，舟賽角燈紅。
昔日繁華事，依稀在夢中。
這時正好可以用上餘懷的《板橋雜記》作注腳：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裏珠簾。主稱既醉，客曰未，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為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蜓，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
則“河房掛榻”，應是指名妓禮待名士。難怪私淑黃氏的全祖望，對其學推崇備至，以為“有明三百年無此人”（《答諸生問南雷學術貼子》）而語及“明人放浪舊院，名士多陷沒其間”又為“黃太衝亦不免焉”而惋惜（《記石齋先生批錢蟄庵詩》）。金陵冶遊，或許還可以少年荒唐解之；而黃氏74歲高齡作詩尚不忘此情，75歲又有《童王兩校書乞詩》三首與《送二校書還天台》二首，以“藍橋再到望雲英”（後詩其二）的詩語預訂後約，便隻能歸之於根深蒂固的明代名士舊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