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題人物，作為裁量公卿以批評朝政的一種清議手段，曆來是名士的特權，當年與黃宗羲交好的少年名流，個個有拯救天下之誌，沈壽民、周鑣、陳貞慧、吳應箕等皆研習“佐王之學”（見《征君沈耕岩先生墓誌銘》、《陳定生先生墓誌銘》），大有“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下》）的氣概。黃宗羲自然也不例外。觀其明亡後著《明夷待訪錄》，以伊尹、呂尚的事業相期許，已可知其自視之高。名士的一種慣態是出言輕而視事易，黃宗羲的一班朋友也不負此習。陸符便“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為數著可了”（《陸文虎先生墓誌銘》）。而清議也被他們當作一步登天以施展王佑之才的通天梯。這番心事在黃宗羲的《壽徐掖青六十序》中有明白表達：
當坊社盛時，吾輩翹然各有功名之誌。居常如含瓦石，品核公卿，裁量執政，不欲入庸人小儒之人度。直望天子赫然震動，向以此政從何處下手。
隻是崇禎皇帝對這些雄心勃勃的青年士子並不感興趣，對結社的形式更深為忌諱，故黃宗羲等人的欲為王者師，終究隻成為一廂情願的清夢。
借口評人物以幹預朝政之計雖不行，仍可退而求其次，向地方官通報人才。黃宗羲名噪一時，自然少不了擺弄此事。實際他所從事的，也更多是名士間的排行。日後回憶說：“是時一方名士皆有錄，學使者至，以公書進之，大略準之為上下。”（《思舊錄·劉應期》）“餘累執筆，聚同社而議之曰：某郡某人，某縣某人，某也第一，某也次之。多者十餘人，少者四五人”。（《鄭元澄墓誌銘》）黃宗羲既為人所重，握有品鑒一方人物的大權，形勢便與東漢名士李膺很有些相似。經李氏接待的士人，立時身價百倍，謂之“登龍門”。無獨有偶，讀書社社友鄭鉉、馮等人赴黃竹浦訪黃宗羲，因村路泥滑，不能下腳，鄭氏也笑言：“黃竹浦因難於登龍門也。”（《鄭玄子先生述》）雖是玩笑語，亦可見黃宗羲在人心目中的地位。於是，除朋友來往外，奔走其門前的也不乏希圖青睞以得好處之人。呂留良記其時黃宗羲兄弟氣勢之盛，謂“一二新進名士欲遊其門，不可得至，有被謾罵去者”（《友硯堂記》），當與此有關。不予接納，固然顯示了黃宗羲的不濫交，卻也見出其名士領袖少所許可的心態。而謾罵以去，雖未必是黃宗羲所為（倒像其弟黃宗會的舉動），便也活現出黃家兄弟共有的名士狂態。
此外，名士必不可少的品行還有獨特己見，盡管其原非名士所專有。黃宗羲於明亡後，眾口非難王陽明之學空疏亡國、援佛入儒之際，創作《明儒學案》，以王學為主，述其學派占全書多半篇幅，且“獨於陽明先生不敢少有微詞”（仇兆鼇《明儒學案序》），正見其舉世非之而不疑的品格。黃氏晚年治學沈潛，其特立獨行自是經過深思熟慮；而青年時代的標新立異、不同流俗，雖更多為意氣之爭，也未可與後期行止斬然判分。還在參與讀書社時，好爭辯即是社中風氣：
月下泛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哄聲沸水，蕩舟沾服，則又哄然而笑。
爭到激烈處，如沈士柱與劉同升論某人意見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竟至鬧到“揎拳惡口”，黃宗羲勸解才算罷手（《鄭玄子先生述》）。黃氏雖不至如沈士柱之揮拳相向，但前述月下爭論也有他一份。《思舊錄》為讀書社舊友江浩撰寫的一則雲：“餘與之月夜泛舟，偶爭一義，則呼聲沸水，至於帖服。”喜與人不同，甚至故意顛倒時論，本是名士好奇的表現。不過，在黃宗羲當日，其不肯輕易附會，即便是好友亦不苟同的為人，仍有其可愛可敬處。
如果說“名士風流”的全部語義來說，黃宗羲可說是集大成者。南朝名士缺少東漢名士的政治熱情與風節，東漢名士也很少南朝名士的放浪形骸與玄思。黃宗羲以一身而兼之，謂之“名士”，自是當之無愧。不過，明亡前的熱心政治與入清後的拒絕合作，仍是其名士生涯的主導麵。因此，他為一位經曆與之仿佛的同輩人所作“始為名士，繼為遺民”（《壽徐掖青六十序》）的評語，用來概括其本人的一生，倒也十分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