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為了反抗隋煬帝的殘暴統治，廣大人民紛紛揭竿而起，爆發了規模空前的農民大起義。說隋末農民大起義的起因是由於隋煬帝的殘暴統治，這是對的。但還不完整，有些問題在隋文帝時期就已存在，矛盾有個積累的過程。
隋朝建立後采取的經濟措施，雖然有限製、打擊豪族地主的一方麵，但又有照顧他們利益的一方麵，特別是對於官僚地主階層，更是優待多於限製。如均田法令規定，牛和奴婢可以分得土地，這二者實際上隻有官僚和豪強地主才有，這就使他們占有了更多的土地。法令又規定，官吏按品級占有土地，諸王至都督可分永業田100頃至30頃，大官就是大地主，小官就是小地主，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地主集團。他們受田數額遠比一般農民多得多。至於他們憑借權勢和財力兼並的土地更無法計算。
隋朝統治還經常以各種名目賞賜大量田宅給有功之臣，如隋文帝兩次賞賜給功臣楊素田130頃。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階級手中，影響了農民的受田。太常卿蘇威曾向文帝建議減少功臣的土地，分配給人民，但遭到大官僚王誼的反對。王誼說：“百官多年有功，削減他們的土地恐怕不妥。依我看，隻怕朝臣不建功立業，哪怕人民土地不夠。”隋文帝竟聽信王誼的話，不采納蘇威的建議。可見官僚們占有大量土地是使人民土地不夠的主要原因，而隋文帝對此並不想加以限製。隋文帝盡管實行了均田製，並曾經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還是沒有能夠根本解決農民土地不夠的現象。592年（隋開皇十二年），因關內、河東、河南、河北等地區人多地少，衣食不給，隋文帝派遣使者到各地均田，在狹鄉地區，每丁也隻能受田20畝，遠遠無法達到均田製所規定的數額，可見均田製的實行在有些地方是打了折扣的。
在當時，還有比農民地位更低、生活更苦的被壓迫者，那就是部曲和奴婢。奴婢是沒有財產沒有身份自由的奴隸，部曲的身份比奴婢略高，但也是沒有獨立的經濟和身份地位。奴婢和部曲都是依附於主人，直接受官僚地主們的壓迫和剝削，甚至被當作財產賞賜之用。如隋文帝賜給竇榮定馬3000匹，部曲80戶，賜給周法尚奴婢前後幾次共800人。大官僚楊素有家僮數千。這些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人，也是對隋朝的統治最為不滿和積極反抗的人。
隋朝國家倉庫的充盈，為曆代所罕見。但是，國富並不等於民富。依附於士族地主的農民，要交納一半以上的租賦，均田農民的處境也日益艱難，除按規定每年交租粟三石外，還有其他各種變相的攤派。一遇上災荒年景，統治者卻不肯開倉賑濟，以致民眾生活艱難。
在中國的曆代帝王中，隋文帝是以節儉而聞名於世，但他的節儉並沒貫徹始終。593年（隋開皇十三年），他令大臣楊素在岐州（今陝西鳳翔南）造仁壽宮。楊素迫使民夫平山填穀，營造宮殿，工程緊迫，逼死幾萬人。楊素把死人推到溝坑中，用土石蓋上，築成宮殿的地基。用了整整兩年的時間，仁壽宮才在民夫的白骨上完成。楊堅去參觀，聽說楊素把死掉的大量民工埋在這裏，起初很不高興，認為有傷自己的仁慈麵目，等進新宮遊覽後卻非常高興，稱楊素為忠臣。598年（隋開皇十八年），楊堅又從京師到仁壽宮設置行宮12所，供自己休憩娛樂。
隋文帝製定了《開皇律》，刑罰比前代有所減輕，初期用刑大體還按律文，但他晚年，卻經常喜怒無常，不按律文辦事，另定了一些嚴酷苛細的條文，如規定：盜竊一錢以上者，四人共盜一榱角者，三人共偷一瓜者，都要處死。鬧得天下人驚恐不安。
上麵所說的，並不是要否定隋文帝的曆史貢獻。在統一南北、鞏固中央集權、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等諸多方麵，隋文帝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隋文帝的表麵太平景象下，掩蓋著的是逐漸積累和逐漸尖銳的社會矛盾。隋煬帝的驕奢淫逸、倒行逆施，則促使這些矛盾的總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