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年（唐建中元年），唐德宗根據宰相楊炎的建議，實行兩稅法。按土地財產的多少征稅，以取代唐初以來一直實行的以丁口征稅的租庸調法。這是中國土地製度和賦役製度史上的一大變化，標誌著中國封建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兩稅法的實行，是均田製破壞，封建大土地所有製發展的結果。
唐初實行均田製，促進了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唐前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全國戶口的持續上升，社會的穩定，國力的強盛，都與均田製的實行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在實行均田製的同時，土地兼並也在逐步發展。特別是高宗武後以後，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官僚、貴族、地主、商人都大肆兼並土地。伴隨著科舉製度的發展，新的官僚地主大量湧現，他們兼並土地的瘋狂更是後來居上。這些新官僚地主多數出身於中小地主或商人，善於經營財產和巧取豪奪，貪得無厭，對均田製的破壞尤為嚴重。
官僚貴族兼並土地主要是通過皇帝賞賜、請受、侵奪、借荒、置牧等方式獲得的。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田園遍於京城附近的膏腴之地，並且兼營工商業。唐玄宗時宰相李林甫占有無數的田園水麵磑。吏部尚書戶從願占有良田數百頃，人稱為“多田翁”。官員李憕和李彭年，所占田產無數，人稱有“地癖”。宦官高力士在京師附近也霸占了許多良田美產。有一些官僚還以“借荒”為名，侵奪大量好田，以“置牧”為名，霸占許多山穀、田地。官僚地主兼並土地已經達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富商大賈和一般地主則利用經濟上的優勢，通過購買，放高利貸等手段進行兼並。高宗時大富商鄒鳳熾，邸店田宅，遍於各地。唐玄宗時，商人們廣置田園成為風氣，商人勢力的發展，加劇了土地兼並的趨勢。一般地主有的通過放高利貸的形式，逼迫農民以土地作抵押，進而進行兼並。
僧侶地主兼並土地也不甘落後。唐代佛教盛行，寺院林立，並且不斷擴大寺產，廣占土地。武則天時期，寺院的田產很多，有的地區，甚至公私田宅，多半被寺院占有。唐中宗時，寺院經濟勢力膨脹到嚴重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致使政府於710年（唐景雲元年）曾下令沒收寺觀多占土地。722年（唐開元十年），唐政府敕令全國所有的寺觀田，除根據田令規定應得數外，其餘的要分給貧下欠田丁口。但由於統治者信佛佞佛，寺院也設法抵製，故這些禁令收效不大，寺院所占有的土地仍繼續發展。
對於官僚貴族、富商大賈和僧侶地主競相兼並土地，唐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非法買賣口分田。735年（唐開元二十三年），唐玄宗親自下詔，嚴禁非法兼並口分永業田。禁令雖嚴，收效甚微。到了天寶年間，土地兼並的勢頭更是有增無減。土地兼並的結果導致了均田製的破壞。
官員的大量增加和人口的自然增殖，也是均田製破壞的重要因素。唐初，官員數量很少，但到高宗時，九品以上官員已達13萬餘名，武周時候放手招官，人數更多。九品以上的官員依據均田令都有權獲得永業田。自然增殖的人口也可獲得永業田。因此，均田製推行百年以後，可供作為永業田分配的官田或荒地必然日益減少，以致使均田製無法推行下去。
唐代，隨著官僚機構的膨脹，統治階級生活的奢靡，農民的負擔越來越重。武周以後，戰爭頻繁，農民無法負擔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很多人不得不破產逃亡。官府把逃戶的賦役，攤派到鄰近農戶身上，又迫使在籍戶加速破產逃亡。安史之亂以後，北方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廣大農民或死或逃，均田製全麵崩潰，而朝廷的賦役來源也沒有著落，楊炎建議的兩稅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
均田製瓦解後，封建大土地所有製進一步發展起來。地主田莊遍布全國各地。
田莊在唐朝有許多不同的名稱，如莊田、莊園、莊宅、田園、田業、別業等。唐代地主一般是把田莊上的土地租給農民耕種，收取地租，坐食租稅。貴族、大官僚、大地主的田莊派有專人管理，或定期派人巡視收租，一般地主則自己住在莊上進行管理。
唐中葉名將郭子儀，前後受賜的良田名園很多，又兼並不少土地，成為唐朝的大地主。他家的田地，從黃蜂嶺到河池關，中間百餘裏，無一不是郭家私田。代宗時宰相元載，在京城以南有數十所田莊，田地連成一片。